[陈有西按]中国的政改，近来有点皇帝不急急太监的味道。

昨天新华社播发文章《未来五年中国深化“善政”改革趋向“善治”》，湖南的《潇洒晨报》今天A04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以通栏标题“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将拉开”作了报道；《现代快报》今日第11版也将此文发表了专版。杨金柱律师近来更敏感，把这个消息在自己的博客中做成了“特大号外：即将拉开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一大早评论说：“胡总书记温总理近期不断发表重要讲话，坚持改革开放，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必定“死路一条”、“人亡政息”、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新华社昨日播发重要文章，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讨论的十二五规划，将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它还将触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内容。”显然想从此文解读出中国政改的信号和五中全会的布置，俨然象海外媒体的良好推测了。

联想到10月11日李锐、江平等30多位先生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贯彻《宪法》35条言论自由的公开信、一向以保守著称的《光明日报》最近也发表支持温家宝总理联合国政改讲话的时评文章等迹象看，中国新一轮政改开始试水的信号看来是越来越强烈了。

但是，说新华社这篇文章是政改动员未免过度解读了。除了俞可平先生的观点有些新意外，汪玉凯先生等中央省部级研修班的一些观点信号，基本上还是一种行政改革实现“善治”的一些老生常谈。我一直认为，把政改解读为行政体制改革，是在偷换概念。行政改革只是政改的非常枝节的附带问题，如果把这种改良和微调理解为政改，这是一种政改庸俗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行政体制改革，他要解决的是政治理念、权力来源、政治文明、普世价值、权力制衡、民主自由的重大问题，是国家政治结构的基础性问题，而不是“中国官制设计”这样一个行政管理学范畴的东西。

有一个好现象：这一次政改呼声已经不限于庙堂，不只是权力人小圈子的内部设计，而是从民间、学术、媒体、企业界、经济界、司法界的草根开始推动。这也许会是朝野互动、改革达成上下重大共识、有强大的民意支撑的行动。这样的政改一旦启动，成功的可能性，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会有更大的成功可能。也许这次我们值得期待一下。

马艳丽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她直言不讳地告诉前来征求意见的副镇长：编制中的镇财政预算明显缺失对幼儿教育的投入。

“如果镇政府不在财政预算中给幼儿教育安排资金，那么这对全镇的长远社会发展十分不利。”她说。

２６岁的马艳丽是中国东海边温峤镇的一名小学老师。归属浙江省温岭市的这个乡镇今年开始推行一项基层民主试验——“公众参与政府预算制订”，这给了马艳丽充分表达自己“政府如何花钱”的意见的机会。

按照马艳丽的建议，温峤镇政府在２０１０年度财政预算草案中新增了“幼儿教育”单项，并安排了５万元资金。这笔支出包括面向数百名外来农民工的幼儿子女。

“资金安排虽然不多，但它却填补了我们的一项财政预算空白。”镇党委书记郭海灵说，“以后政府将逐年增加这项投入支出。”

由于公众的参与，温峤镇财政预算草案中有十分之一的项目被进行了调整，民生项目比重增至７０％，甚至还增加了避免岐视妇女的“性别预算”，而土木工程和楼堂馆所以及公务费用被大幅削减了数百万元。最终，总额达８６００万元的财政预算通过了镇人大会议的审议批准。

温峤镇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进行财政预算制订的探索，只是中国进行政府治理改革创新的最新努力的一个缩影。政治分析人士预料，未来五年，不仅在温峤镇，而是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将持续深化政府治理的改革创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定于本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自１９５３年以来，中国每个五年计划与规划都规制着五年内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路径轨迹。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预料，这届五中全会将拉开新中国第三个３０年的改革大幕，而除了在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主要发生在社会政治领域。

他表示，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政府正在解放思想，努力通过构建以民主和法治为特点的治理改革，推进“善政”体系建设，进一步趋向“善治”。

“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追求“善治”被视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

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的国际组织纷纷制定出自己的与“善治”密切相关的政府治理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不仅如此，其中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还试图以它们的标准测评其他国家的治理状况。

中国积极进行政府治理的改革创新，并逐步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标准和评估体系，这还事关推行自己的政治价值，获取自己的政治话语权。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在中国，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俞可平说，“中国政府只有通过不断进行自身的改革创新才能先实现‘善政’并进而达到‘善治’。”

“善治”是社会主义一直以来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领导层最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丰富地包含着“善治”的理念、目标和内容。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仅从落实的进程来说，十一五规划‘初步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十二五规划将更进一步－－‘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三五规划则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受访的分析人士和观察家们倾向认为十二五规划将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它还将触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内容。

这是由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背景，十二五时期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特别是重大矛盾、重大关系的变化，以及可能凸显的一些重大问题所决定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说：“无疑，十二五规划将在中国政府‘善治’之路上迈出重要一步。‘善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体现，它是中共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

自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第二个３０年的改革在政治领域方面一个突出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变革中逐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１９８２年，中共首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国务院１００个部门精简到６１个。１９８４年，中共首次提出政企分开，企业从此不再是政府的一个“车间”。１９８８年，中共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关键”，明确宣布行政权力是有边界的。

在此后执政历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创新型国家、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新的治党和治国方略、理念的提出更是与“善政”“善治”息息相关。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视为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它仍然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分析人士预料其将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重要部署。

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深圳继续在全国“先行先试”，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于去年７月开始进行建市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以“大部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工作部门按照“委、局、办”分设并由４６个减为３１个，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基本分开。

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为“到２０２０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俞可平预料，十二五期间，旨在实现“善政”、趋向“善治”的政府自身治理改革创新的重点将在五大方面深入展开：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合法性审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８月２７日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说，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建设责任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责任，主动尽责、严格问责，积极回应公民诉求；建设服务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公共品。

建设透明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政务公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运行、更广泛地参与政府管理、更直接地监督政府行为；建设廉洁政府，需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分权、制约和监督机制，严厉惩处腐败，逐步实现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体制”。

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先后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这对中国政府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批评”和“监督”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可以预料，中国未来将重点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扬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增强多种形式监督的合力和实效。

不过，俞可平指出，“推行五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仅靠政府自身的改革创新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续深化。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环境，‘善政’和‘善治’都难以实现。”

中国领导人近期又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汪玉凯说：“这是一个相当积极和值得期待的信号。”

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必须妥善解决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社会稳定、官员廉洁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３．３２：１，地区发展差距也依然过大，另外，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３０年来中国ＧＤＰ年均增长９．７％，而环境污染的成本占全部ＧＤＰ的３％－５％。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汪玉凯表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它也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

预料未来五年，中国将继续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政府将向社会组织释放、转移或委托更多的资源和职能，更好地发挥后者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使长期比较薄弱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得到补充和加强，以配合和协助其有效地向社会提供优质公共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林兆木指出，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失灵”、纠正“市场失灵”，在政府力不从心、市场又不愿做的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日益增大的稳定压力和维稳成本也迫使中国各级政府稳步提升“善治”能力。

俞可平说：“今后，中国各级政府要更新维稳理念，努力实现‘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向‘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转变，因为公众不可能长时间承担高昂的维稳成本。”

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课题组指出，中国政府本质上是“善治”政府，但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要不断通过改革创新提高政府的“善治”能力。（记者王建华　傅丕毅　查文晔　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