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按]鱼肉人民，是因为有进行鱼肉的一种制度。一群官员能够见到人民在眼前自焚而死而无动于衷，还要去抢尸灭迹，这些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还是人民的敌人其实已经无需论证。中国的问题现在其实都已经充分暴露，不是研究的问题，而是需要行动。我们寄希望于体制内的行动，寄希望于内部的整治，不希望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传统上，我们总是将宽容定位在美德的层面，称宽容是一种雅量，是一种胸怀，是对他人的尊重。最多，也就上升到智慧的高度。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所谓“耳顺”，就是什么话都听得进去，都能容忍。所以我们希望得到宽容、要求得到宽容的时候，常常寄希望于当事者个人有宽容的品德。一些克己者也确实努力从这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

韩信发迹前曾受过当地一个痞子的“胯下之辱”，成为领兵百万的大将后，再见到那痞子，韩信不但既往不咎，还赞他是壮士，给了他一个官做。相对而言，李广就缺乏这种美德。被解职后赋闲的一天晚上，他要进入潼关，守关的军官按当时“不得夜行”的规定要拘捕他。李广的一名随从说：“这是故将军李广。”那军官喝了酒，说：“现将军尚不得夜行，何况故将军！”竟将李广关押。不久李广被重新起用，任命为边关守将。他要求将那名军官调给自己当部下，一到边关，就将那名军官杀掉了。帝王中更不乏这样对比鲜明的例子。秦始皇毫无宽容可言，因而干出了焚书坑儒的罪恶勾当；李世民相对宽容，因而被称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能够虚心纳谏的开明帝王。他们宽容还是不宽容都取决于个人品德，基本上没有外在的力量可以制约。这也决定了中国自古以来，都把宽容当作个人的美德。当然这里的“个人”主要是指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权力者了。

然而，笔者却要说，宽容更应该是一种社会机制，更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品德。这样，宽容才可靠，才牢固，才可恃。宽容仅仅作为个人品德是靠不住的。晚年的李世民在纳谏方面已远没有早年宽容了，幸亏他50岁就“驾崩”了，要是再活10年、20年，变成一个不宽容的暴君也说不定——倒是短寿成全了他的美名。

宽容若成为一种社会机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被穷追猛打，最后不得不狼狈辞职。我不相信这是尼克松对那些追究者有宽容的美德，而是他虽贵为总统，对那些追究者即便不宽容却也无可奈何。另一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他与白宫女实习生的桃色绯闻被抖露出来后，开始时百般否认，后来在铁证面前不得不向民众一再道歉。我也不相信他对调查、追究此事的独立检察官有难得的宽容，而是因为即便他是总统，也不能用自己的权力动那名独立检察官一根毫毛。

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给台湾造成严重的灾难。台湾当局也采取了积极的救援行动。但当马英九去灾区视察时，还是有民众打出“残障政府，草菅人命”的横幅表示抗议。若在蒋介石主政的年代，即便再救灾不力，那些人也不敢轻易打出那样的横幅。马英九的脸色很不好看，但他对那些抗议者却不能不容忍。这也不是因为他个人有宽容的品德。

老实说，我们的社会现在还缺乏这种社会宽容机制，“彭水诗案”的当事人之所以被专政机关抓了关押，“稷山信案”的当事人之所以被判入狱，内蒙古乌海市市民吴保全之所以被“跨省追捕”，一些对当地官员行为的批评之所以被视为“诽谤”……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社会现在还缺乏对异人、异事、异言、异行宽容的机制，还缺乏宽容的品德。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不可能发生，因为人家那里没有我们曾经有过的权力高度集中。有社会机制和社会制度保驾护航的宽容才真正牢靠，才不因个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人品德的变异而变异。（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