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这篇评论，写得非常好。这种中国公权力的道德沦丧和没有原则，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一个人抓起来了，黑社会定性搞错了，就查故意伤害，没有故意伤害，就查赌博、涉黃，查寻衅滋事，查行贿贩毒，查非法经营。反正你不可以像圣婴般纯洁。我抓你不能抓错了。

一个官员已经关起来了，没有受贿，查查贪污，没有贪污查违纪，没有违纪查女人。反正不能让他白的进来白的出去。

一个企业要收拾他，没有偷税，查非法经营，没有非法经营，查他注册资本，没有虚假注册，查有无倒卖土地。反正今日中国可以对付企业的罪名有上百个。

一个案件搞错了，法院绝对不能直接判无罪释放，这样国家赔偿责任追究，一群吃公饷的都很麻烦，因此一定要联合起来搞定被告。可以补充侦查其他问题，这笔搞错了其他肯定有，今年没有十年前肯定有，侦查时间可以无限延长，法院可以有罪免处，检察可以有罪相对不诉，可以撤回再诉再慢慢搞，可以撤回再侦查审讯，公安可以搞取保不移送起诉，你老实了大家无事，不老实我就再抓你。写保证书就此了结，你安耽我安耽，否则跟你没完。

一个群众拆迁事件，可以查谁是幕后推手，可以查谁是头，然后查他有没有偷税，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治安事件。没有问题就收卖，就离间，就分化瓦解，别人二万补偿先给你十万，你帮我。然后我告诉其他人你已经判变了，你们吵去我就安耽了。如果还不听，查你煽动闹事，查你非法集资，查你贪污诉讼费，查你违反上访条例关起来。律师敢来叫板，投诉到司法局，或者别那么多事，干脆象对付北京律师朱久虎一样，以煽动闹事、诈骗律师费抓了再说。

在“稳定压倒一切”、“和谐司法”的名义下，中国大地每天在上演这种“摆平就是水平”的“公权歪嘴秀”。应当以维持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为已任的公共权力，一天天在上演着这种“歪嘴和尚”才会念的经。

“总有一招能治你”是公权力丧失公信力的根源。公共权力是要有道德的。公共权力建立公信力，不是单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不是靠有警察、有法院、有军队，有监狱，而是靠让人民真正相信，公共权力是公平的、人道的、为了每一个人的合法利益的，是严格守法而不是恶意执法的。是有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基础的。如果公共权力也变得象小流氓、山大王组织一样，只要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百姓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更狡诈的手法来对付公权力。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尔虞我诈，阴谋橫行。

公权要管理这个社会，必须是堂堂正正的。你犯什么事我查什么事，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你可能是个坏蛋黑社会，但我决不会用坏蛋黑社会的方法去追究你，因为我要起的是正统社会的示范作用，要建立正常的规则和秩序。公权绝不搞黑吃黑。我有足够强大的保障。有财政，有政府，有警察，有军队，我没有必要用阴谋手段去对付被管理者。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公权力为何越来越低能，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样子？倒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一事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举报”二字。就在近日，针对举报人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不同的机构和媒体有一些不同的解读，而随后又传来全国人大为了更好保护举报人正加紧立法的消息。在这个时候，与闻一个村民因举报而惹上麻烦的消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虽然何吉上的举报掺杂有个人利益的诉求，但这不能改变这一行为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性质。至于何吉上的个人利益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在这里不准备轻率置评，但细读报道可以肯定的是，在何吉上一边举报村支书一边提出个人诉求时，当地官方的处置有欠妥当。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官方的联合调查组的结论露出了诸如“委托死人领款”等几点破绽，而正是这些破绽无法说服举报人，从而引发了其一波又一波的上访。

回头审视，当地官方在处理何吉上举报的过程中，先后走过了几个节点：先是针对举报进行调查，这是正确的，但当调查结论失信于举报人引发后者上访而使事态升高时，他们没能顺延正确的步骤，未在如何以理服人上下功夫，而是以势压人，直至抬出专政手段作为其最后的利器。即使不是缘于举报，单纯作为上访者的何吉上的权利也本应受到法律的保障。

面对各种上访者，想到运用专政手段，这并不是双牌一个地方的发明。只不过双牌指称的罪名颇堪玩味。当公民到自己的政府反映诉求的行动居然被打上“冲击”的标签时，这是对谁的讽刺呢？国家机关的尊严当然是需要包括官员在内的每一个公民精心维护的，但在双牌官员的眼里，国家机关的尊严难道只有通过对公民示威才能凸显出来吗？其实，当地一位官员私下里已经一语破的，“上访户会影响上级对本届县委、政府班子主要领导的考评”。“何吉上等人的行为已经令地方领导相当头疼”。

“令地方领导相当头疼”，对何吉上来说，后果可谓非常严重，直接导致了其被劳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处罚颇有“曲径通幽”的味道。在先后指控的几项罪名均未得到认可的情况下，经县委书记签批上报，上访者终于进了劳教所，无法再让领导“头疼”了。真是“欲置之罪，何患无法”！如此另辟蹊径，法治的尴尬显露无遗。如果一个地方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上，又怎么可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呢？不仅可能做不到相互制衡，相关部门甚至可能一起变质为损害公民的怪兽。

在基层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现实下，让领导头疼的何吉上的遭遇几乎就是无法避免的。不能用法律治你，就用法规治你，不能抓你进监狱，就让你进劳教所，“总有一招能治你”，这样一种思维与法治格格不入不必赘言，而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种思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本次事件中，签发劳教文件的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是重要角色。今年，郑书记先后因“发言门”和“台历门”成为媒体热议的公众人物。两“门”之后，上级部门曾有一个结论，“这主要体现在县委领导对政协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对我国的政体、国体和基本的政治制度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现在看来，在何吉上事件中暴露了“总有一招能治你”心态的双牌县委主要领导，岂止是“对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