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好象是有名人写过的。人到了要这样命题为文时，大概都是七老八十行将迟暮了。我自认为还不到这时光，还有好多事没做，所以一直忌讳写这样的文字。宁海要恢复出刊《宁海文坛》，方根约我写篇如何在宁海成长的文字。有没有“成长”尚难说，但写写家乡往事，则一直是有此冲动的。文人者，好表现自己，既是短处又是长处，可以留下一些记录。写什么呢？就想到了这个题目。大概我确实也行将步入岁暮，廊桥梦醒，该有回忆了。想到现在电视娱乐秀中十五六小姑娘也大谈“我当年还小”，想想自己，回忆的资格大概是应该有了。

  我出生在大梁山下那个叫南溪的大村子里。之所以大，是因为在我小时记忆中，没有见过更大的。我们这个村子比边上的村子大。有很多人。基本都是陈门后裔，五百多户，二千多人，旁边的苔芳村、路湾村、坡下村都只有二三十户。还有礁嘴、塘湾，都只有几十户。

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是五岁的时候，1960年吧，人民公社供给制全村“吃食堂”，家里只有锅没有粮，我饿得大哭。小脚的奶奶，牵着我向村食堂的大叔求了半天情，要碗粥给宝贝孙子喝，大叔用长木勺刮了半天，大木桶中连砂带木屑，刮下了半碗冷粥，我连泪水带鼻涕全吃了。对奶奶的第二个记忆，是她把家里可以换两盒火柴的鸡蛋，煎给我吃，半边是焦黑的，因为没有油煎，管烧灶又管锅，稻草火把蛋煎糊了，我连黑碳都吃光了。第三个记忆，就是冰凉的奶奶躺在床上，我跪在床前，殡作给奶奶换黑色的寿衣，全家在哭，九岁过门做童养媳的母亲，哭得最伤心，从此，我没有奶奶了。

村口一座石拱桥，有一个很文化的名字，叫步瀛桥。估计是明清朝哪个秀才给起的。溪名则有些土，叫桥头坑。宁海话保留了很多的古意，“溪”、“坑”不分。流成溪的，也叫成坑。桥边有棵大樟树，十人合抱。南溪曾叫“笆上村”，族谱记的，说是当年村口即大海，海滩边一片竹篱茅舍，先祖就在这渔歌归帆的小村里繁衍生息。村后一坡中分，坡岗上有陈姓太公坟，坟边有棵大枫树和大樟树缠绕生长，浓荫蔽日，是风水树，历朝没有人敢砍，孤孤的立在那里。可见历史上这笆上村一定是原始森林密不透风，乔木蓊郁的。村后“木斗橱”山上，还有一棵独立的孤零零的大枫树，五六人合抱，冬天落叶，夏日则浓荫蔽天，风生叶响，是我夏天放牛乘凉的地方。四棵树都有四五百年了。左右两溪在村口汇流，一起穿过步瀛桥，流向东边的“南洋港”，直到三门湾外的大海。晚清光绪一个修谱先生写过《南溪八景》，其中的《石桥望月》写的就是这座桥：红树青林送晚阳，石桥望月照春光。时人不识今宵景，风动桂花满面香。诗写得不怎么样，一百五十多年前夕阳溪桥的美景则依稀可见。

  八岁我上村小学，课余为生产队放牛割草。十岁到后山上“掏柴株”，小小的两梱树根挑回家。这是我“干农活”最早的记忆。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师要我们集体参加“红小兵”，说不加入就不教我们，于是全班加入，挂个红袖章。然后老师上课时给全班发报纸，要大家写大字报批判老师自己。村祠堂古戏台上经常有批斗会，看见自己的老师，先是斗别人，后来被别人斗。看着老师被打，我们惊讶而伤心，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们互相有这样多的仇恨。村祠堂内陈氏列祖列宗的牌位一把火全烧了，大梁山上羊祜殿的“相公”塑像被抬下山来，青年民兵们撒上尿，也烧了。祠堂里四周挂满了漫画大字报，画上的刘少奇有夸张的大门牙，王光美则美女头后面拖一个蛇身，脖上一串佛珠一样的乒乓球。还有很大的脚踏着一些小人，旁边写着永世不得翻身。 

  我有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母亲是我唯一的挡风避雨的温暖的羽毛。母亲出生在茶院王家，是长女，只有一个弟弟。外公早年去世，母亲九岁时，就被送到爷爷家做了童养媳。母亲一直保留着外公的一张相片。奶奶很疼母亲，送她到村小学里读书。所以母亲能够看懂越剧的剧本。童养媳有书读，这在旧社会很稀罕，说明奶奶的开明和善良。1949年政权更迭，母亲十六岁。土改时，村里办剧团，母亲十七八岁，演过“皇上”，是村里的出众女子。母亲寡言，娴静，乐于助人，经常帮人做布鞋、缝棉祆，心灵手巧，女红针黹全村有名。我长大后，村人言说当年我母亲不愿同父亲结婚，奶奶说如果她走了，她也不活了。母亲于是就没走，二十岁上同父亲成了婚。二十一岁有了我。我相信母亲童年时失孤，年青时没有爱情。但是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精神，让她一辈子奉献给了这个家庭、奉献给这个命运中的丈夫、这些上天给她的子女。

我家属陈氏五房，祖上三代单传。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父亲总说“越多越好”。连爷爷，父亲一人要养活全家十人。劳动“工分”不够，年年都是“倒挂户”，年底分红时，生产队就扣住我家的口粮不分。过新年，别人家家户户捣年糕过年，我们则没有年粮可作。母亲到生产队长那里求谷不得，就守着我们一群孩子一起流泪。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年关，我们几乎都是在父母的争吵、母亲的泪水中度过的。母亲长年含辛茹苦，吃的是子女吃完后的残羹剩饭，日夜内外撑持，子女衣服从大到小缝缝补补轮着穿，我穿了大弟穿，大弟穿了大妹穿，再二弟、三弟，然后再往下传。到生三弟的时候，母亲身体已经垮了。谷场遭雨，风湿染身，家里没有钱治，小病酿成大病。从三十三岁起，母亲手脚关节开始红肿、滾烫，开始断续卧床，从关节炎发展到骨髓炎，直到脓血烂出。母亲仍然每天撑着为全家烧早饭后再躺下。这样又坚持了三四年，其间，母亲又生了小弟和小妹，终至油尽灯枯，卧床不起。我从小对父亲的怨恨，自此而起。大妹九岁开始接过母亲的家务，为十口人洗衣和做饭，拖着大竹篮到村旁的溪坑里去洗衣。我们兄弟则抬水、打柴、种地，帮助父亲干着干不完的农活。贫穷和父亲的性格缺陷，使全家经常受村干部的羞辱，我的生活几近绝望，前程一片黑暗，见不到路在何方。大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十二岁，我看多了《宝莲灯》、《阴阳界》之类的说唱变文，在课本上写了一首诗：“红花鲜艳能几何，过了他节冷枝头。人生尤如花草样，一过青春冤从秋。”我坐第一排，老师上课看到了，反复问我哪里抄来的。一是他认为一个小学生写不出这东西，二是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小就如此颓废缩命。当确信这是我写的以后，校长召集全校学生宣读了我的这首“诗”，不指名地进行了世界观批判，勉励大家要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这顺口溜也就成了我一生忘不掉的“首作”。苦难的人生让我多愁和敏感，十七岁高中毕业回家那年，我整天独自伤怀，想着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一年的冬天，我应该还只是十二三岁，村里分了梅岙江边的柴山，各户砍回家备为一年的燃料。家里无钱，买不起板轮车，借则要等别人自家用好。从村里借到时，我把空板车拉到山下江边，已是黃昏。彤云密布，寒风刺骨。我和大弟等在山下，等父亲从山腰几度将几大担木柴挑到江边时，江边公路已经黑得见不到路影。我和大弟要求父亲明天再拉，被严父狠骂了一通。装好车时，已经确实无法上路，连路边天际的树的剪影都见不到了。父亲此时不得不承认无法回家了。缷下车轱辘，背上管山人的山腰草房，我和十岁的大弟弟都摔了好多跤。管山人升起炉火，烧了晚饭，让出被窝，我们过了一宵。一早早起，白雪满山满梁，填满了沟壑。我们重新装车上路，父亲拉车，我和弟弟推上江边公路。天地皆白，江天沉寂，了无人迹。在石墻头江边，忽然远远过来两个熟悉的身影。是一早赶来的爷爷和母亲。他们见我们一夜未归，大雪封路，以为我们昨晚一起掉进江里了。白雪清晨中，母亲穿着长大衣的瘦削身影，是这样的温暖和美丽，象一尊女神，至今活在我的心里。我忽然领悟了什么是爱和家。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山上自留地里翻红薯藤，月沉西山，黃白相间的金银花在地壁石缝间渐浙溶入夜色。薯陇混沌一片，渐渐地伸手不见五指。父亲的严命，我不翻好这块红薯地决不敢回家。又冷又饿，山谷里传来一声声怪鸟的啼鸣，令人毛骨耸然。我停下来坐在地边，竟是这样的想念病中的母亲。想着她这样无钱医治，终将不久逝去，无法想象没有了这世间唯一疼我的亲娘，我将如何生活，不禁泪如雨下。就这样呆至东方之既白。

母亲是少时唯一给我希望、给我生活勇气的人。七八岁时，母亲就说我聪明，爱看书，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下巴有饭痣，命好，会有饭吃，不会挨饿。父亲则为了读书不知打了我多少次。不是象时下因为孩子不读书而打，而是因为我总是捧着书不释手，不去干活挑大粪。有一年夏天下地摘南瓜，我晚出门了几步，父亲用手臂粗的青柴一棍打在我小腿肚上，我当场就瘫倒了。母亲哭着护住我，疯了一样要同父亲拼命。我没有流泪，没有逃，也没有哭，只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父亲说：你就背皮勺（粪勺）的命，看书能有饭吃？！你还想当太守？我知道父亲肩上的压力和无处发泄的生活积郁，他没有能力去反击社会上人对他的欺辱，儿子是自己生的，而且有一大堆，打是他的权利，这样能够体现他是一个男人。从父亲身上我总结出了自己人生的一个准则：没有本事的人才同家里人斗，有本事的人同社会上的人斗。直到大学毕业走进政坛，我又慢慢明白斗并不是人的最好的生存方式。

母亲一直到四十六岁去世，没有进过一天医院，没有到过宁海县城，去世时瘦得大概只有六十多斤，表姨妈和小姑妈来看她，见一次哭一次，总是一见到就泪如雨下，说花朵一样的人，怎么就成了这样。母亲没有进过一天医院，关节疼得厉害的时候，村里的赤脚医生帮助开些止痛的药，后来连这也没有钱买了，母亲就一直熬到去世。父亲到象山县灵岩山采过草药救母亲，母亲起先最苦也喝，见没有任何效果，终于拒绝。我陪母亲到城南莲头山住过数月，据说那里的仙水可以治好母亲的病。我和母亲用稻草铺在佛殿角的地上睡，我每天烧莲头山“草药仙水”为母亲蒸手脚关节，为母亲捏手脚，烧香求菩萨帮帮妈妈好起来。到山下杜岙胡村买榨莱下饭，是我和母亲的奢侈开支。这是我同母亲日夜相守的最美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读书是我排谴苦闷的唯一途征。捡到什么看什么。文革抄家丢在路上的，朋友处见到的，舅舅家的线装三国演义，半本的，几页的，拿到就看。我的古文基础就是从读佛经变文、聊斋、水浒、三国中看来的。文言虚词、实词则是中学万伯春先生打下的基础，后来又得杭州大学中文系名师的教诲。唐诗三百首则从别人那里借到抄进红色笔记本里。给县广播站写稿，广播里有我的农村报导播出，是对我最好的嘉慰。双夏时节，凌晨二时出门割早稻，夜晚十来点回家，中午毒太阳烤得田水滾烫。农民们午睡，我就用中午时光看书。一天深夜大雨，读杜甫《兵车行》和古风，静静的想着农事，再加上必须要“革命化”和阶级斗争为纲，我写了一篇《雨夜读马列》，至今能背出的几句是：一夜春雨急，雷声震夜天。竹丛透灯光，是谁夜不眠。寄到宁海文化馆，竟被编辑袁哲飞老师看中，在《宁海文艺》上发表。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这年我十八岁。随后我写过小说《双夏时节》，开头两句是“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学浩然的《金光大道》的，小说自然连门都没有摸进，但是袁哲飞、杨东标、黃永清等老师经常给我回信鼓励。还受邀参加了县业余作者创作会议，第一次住进了宁海县府招待所，吃到了小小的刀切馒头。知道城里人原来是这样精细的吃东西的。认识了现在成为我好友的一批宁海诗书画的文人，认识了后来成为我高考文科辅导老师的叶柱先生。为了参加全县文艺汇演，我写过越剧小戏《青春火焰》，本来是象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样写我们回乡和下乡知青的生活的，演员也都是这些男女知青。报到县里一看，文化馆老师说戏太平，没有冲突，没有情节，不好看。而且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设计了一个阶级地主破坏水库、知识青年破获阴谋的情节。戏在区里汇演了，我成了编剧，很热闹，但是村里人说我乱写。说我们村的水库没有人破坏，大家都很齐心，漏水成了危险水库，完全是因为钱太少，技术不过关，没有地主会去把自己村后的水库挖开。这是我第一次感受“三突出”、“高大全”创作理论的无厘头和远离现实。五年中的这些挣扎，我成了公社优秀青年，知名业余作者。成立农村电影队时，县电影公司和公社的张主任都想到南溪有个会写写的小青年，我被选到县里培训了一个月，就到公社电影队放电影了。放映机放在自行车上，夜晚骑在田埂路上，全公社十四个村轮着放，无论刮风下雨。每月工资三十元，交二十八元给生产队，换工分作为农民的出勤，农忙时白天还干农活，还兼生产队的会计。这时我的家开始有了点地位，没有人会欺侮一个掌握他年终分红帐的会计。文学上的胡写乱涂，我的兴趣因此而越来越偏，这导致我1977年考了文科。我高中其实数理化才是强项。但五年中数理化书都给老鼠做窝了，公式都忘光了。

1977年我考上大学，是毛屿公社十四村中，这一年唯一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其他几位都是城里来的下乡青年。我是南溪村里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县城里政府大门边红榜公布高中名单的时候，开拖拉机的明清哥把这个消息带回村里，全村轰动。乡村们送我出村口，上省城求学的时光，母亲已经不能下床送我。告别时，母亲怕最也见不到我，眼含泪水又喜又悲，望我远行又不想我离去的戚戚颜容，至今想来令我心碎。我相信这是她这悲惨一生中最为高兴、最为难舍的时光。她的预言实现了，她的儿子是有出息的。

是年的中秋，同学们都去聚会了。皓月当空，我独自在大学的校园草坪中茕茕而行，如泪的夜露打湿了鞋面。一串串的剑麻花，白玉般静静地立在月光下。我仰面向月，为母亲祈祷。我静静地思念母亲。数十年过去，那晚的白月光总在我的脑海浮现。

大学二年级的暑期，我回家陪母亲走过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月。母亲终于开口说想吃猪肉和水果。她一直为子女熬着自己，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人世，第一次同我说了这个愿望。我把放电影时买的唯一的中山牌手表，原价卖了30元，买了肉亲手烧给母亲吃，但是她已经吃不了几块了。手表的另一半钱，我作了回校的路费和书费。弥留的那晚，也是一个月夜，母亲躺在床上。破败的木板壁缝很大，惨白的月光一缕缕照进来，照着母亲的瘦削的脸庞。弟妹们都睡了，我握着母亲的手，拥着她，看着她的泪眼，一直送她到天国。醒来的弟妹和全家的哭声，留不住睁着眼睛无限留恋人间的母亲。她没有见到一个媳妇，没有见到一个孙子。葬礼上我为母亲手书了一幅挽联：四十六载春秋熬干慈母心血，一十三年病塌历尽人间酸辛。入殓时，母亲穿的还是嫁时旧衣。做木匠的堂伯连夜赶制了一口棺材，薄棺荒土，葬于冷园。

我能够从这样一个家庭中读到大学，有很多的偶然。首先是我的运气。我读完小学的时候，村小办了附中；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把一群城里的老师赶到乡下，杨朝良校长到力洋办了高中。我不用进城求学，而且勤工俭学免学费。力洋区分给毛屿公社十个名额，连我一起，只有九个初中毕业生。因为有的“地富反坏右”子弟，最优秀也没有资格读。我一个小学同桌，毛笔字全班最好，读书很有灵气，因为出身富农家庭，初中就没有让上。数十年后回村再见，他已经是一个木讷的农夫。如果没有初中高中的机会，哪怕要我出五元钱学费，或者要进城寄读，我都不可能升学。还有大弟的谦让。家里无人帮助父亲干活，他小学毕业就不读了，把机会让给我上高中。当我坐在高中教室里，看到窗外倾盆大雨时，总想着田野上的弟弟妹妹们现在在干什么。另一个原因，是我从小营养不良，身材发育很迟，进高中时只有一米三三，毕业只有一米四二，干农活每天只有二个工分，合一角二分钱，帮不了多少；第三个原因是我的父亲是独子，小时要读书被奶奶硬停了。奶奶说你读书走了，就不会回来了，我就见不到你了，谁给我送终？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因此除了要我干活时他会骂我读书，心底里还是支持的，他说“三代不读书就是头牛”；第四是我读书成绩好，初中、高中要干活迟了几周去报到，老师都来叫了，很满足了父亲的虚荣心。五是我知道除了读书，这辈子绝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让我走出这绝望悲惨的生活。而第六，我能够读大学，还要感谢我家里的穷。做农民五年，没有人给我提亲，因此没有分心的事。高中同学中不论男女，五年中大都已经结婚生子，有了拖累，而我是直到考上大学时，才忽然有一个学裁缝的女孩托人来提亲，我象报复似的一口回绝。其实怪不得这些农村姑娘，谁愿意到我这远近闻名的糠箩家庭里来受苦呢？因此，我一直只知道读书，成了一百二十个高中同学中，唯一通过高考进了本科大学的人。

大学毕业时，我没有找任何人托情留省城。我知道留杭的名额轮不到我。但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很吃香，机关里清理文革余党空出一大批位置，好多同学直接进了省府大院。胡耀邦提出了“第三梯队”思维，我不知怎么的被选进了浙江省二百名后备干部大学生之一。系里管分配的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回基层鍜炼，去家乡的县委。我很吃惊，县委可是我当农民时门都不敢进的大机关。而且我的档案不下去，放在省委组织部。

因为一直没有写入党申请，报到时我一下被贬了四级。拿大学介绍信去报到时，县委办说不是党员不能安排，去宣传部；宣传部说我们也是党委机关，去文化局；文化局也是领导机关，去文化馆。其实我很喜欢文化馆，因为这里是帮我走出农门的地方，有很多的老师。文化馆长是徐祉瑞，给我安排到创作评论组，还在办公楼顶楼给我安排了一个住处，一个象炮楼的房间，很安静，楼门一关，整个房顶就是我的大阳台，我和搞摄影的徐培良住一起，他家在城关，就让我一人住。画家朱开益住一楼，种了很多的名贵菊花，都摆在楼顶。因此就象个大花园。童方根这时也复员到文化馆，他是对越战争中的功臣和军旅作家，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报告文学名作《杨门虎将》等许多优秀作品，头上被炮弹掀掉过一道头皮。他本来是安排去当人武部长的，但他不想做官，将组织部门的任命书往箱底一压，到文化馆来寻求一份淡泊与洒脱。他后来负责主编报纸形式的《宁海文艺》，发表过我的《小镇的爱情》。还为我召开了专门的作品讨论会。

为文化馆贡献的第一个成果是群体表演唱，是宁波地区的汇演节目，题目叫《南山洗衣》，很有村姑的乡村气息，二胡拉得很好的音乐组长冯允千作的曲。另外为舞蹈组《美女岩传说》写了一个主题歌：“山中雾，飘白纱；小潭照影两朵花。阿妹望尽山中路，茶花并蒂开山崖。”作曲是后来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的林海飙，山歌风的旋律很优美。主演是范莉莉等舞蹈队的很漂亮的演员。这个节目后来宁波得了奖。我还将大学时改编的八场越剧《状元门弟》推荐给越剧团，因为没有经费终于没有上演成。研究戏曲的四万多字的大学毕业论文《白蛇传曲文流变》，从晚唐笔记考证到明清、民国和现代的田汉的京剧电影，也在浙江省文化厅的《艺术研究》上发表了。艺术研究院想调我回杭州搞戏剧理论研究。为此同《梁祝》主演袁雪芬同朝的著名戏剧理论家沈祖安还约见过我。

但是我的文学梦并没有继续做下去。这一切很快就改变了。县政府搞山林定权发证，宣传部指名抽我去工作队，为农民分山踏界。我到黃坛双峰，队长是宣传部的部务会议成员蔡苗根。白天漫山遍野跑，夜晚一个一个找村干部做工作，开会，解决历史纠纷，明确山场地界，然后发给各村盖有县长大印的山林权证。一个多月后，宣传部说你不要回文化馆了，到部里，当宣传干事。我就这样离开了文化馆，离开了自己的文学梦。

县级工作可以直接接触底层百姓。在县委宣传部，我跟着领导经常到全县乡下跑。参加过中共十二大宣讲团，到竹口乡钱岙村发动农民们搞多种经营，种植水果林经济林；参加过计划生育工作队强劝妇女去引产，被县府要求不完成任务不准回家过年。同徐承良部长去水车乡石舌章村抗洪，大水冲断了桥樑，村庄成了孤岛，住在村里半个多月。村后是状元峰，上游黃坛溪洪水袭来，半夜村民敲锣报警，全村起来去堵堤坝，我们和农民一起装包垒石。住在村民家，天天吃的是野兔烧萝卜。泥里水里的回到住处，我还写过一首古风体《石舌章即事》，开头几句还记得，好象是：八月狂飙起重溟，飞沙走石隐缑城。水车水满田为壑，龙泽龙行溪作鳞。灯影无边渡夜月，状元峰底动锣声。翌日天高风不停，竹排一叶访灾民。闻道秋来年成好，天公缘忽蒸斯民。其他的不记得了，基本上是半个月的流水帐。农村生活我都知道，但是以县委工作队的身份去帮助农民，给我一种自上往下看的新视角，知道了管理农村的领导又是如何想的。村庄保住后，我们乘竹排离村回城，大批村民送到溪边，依依遥望我们的竹排远去。

但没有一年，1983年的“严打”斗争开始了，省公安厅向省委要干部充实力量。组织部让公安厅到青年干部处的留档中翻档案，从基层鍜炼的二百大学生中挑了九个。因此年底我突然被通知借到公安厅工作。一到就被安排到预审处，下到杭州市公安局见习审犯人，然后回省到各地调查，七个月中写了七八个调查报告，有三个全省转发了。张秀夫厅长很满意，指示把这些大学生留下来。县委知道后，派组织部长王美娟到公安厅要人，说我们要机构改革了，陈有西这个干部我们有考虑，能否还给我们。我也想回宁海，于是又回到宣传部。四个月后，县委将文化局和广播电视局合并，任命我担任文化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分管文化局范围的文化馆、电影公司、越剧团、剧场、文管会、新华书店、县图书馆、十四个公社的文化站。我成了宁海最年轻的副局长。那时其实我根本不懂从政，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只是占了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专业化的光。而且我一直没有入党，进不了重要决策圏；党委管干部，我管不了分管部门的干部，自然说话没有份量。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有正牌文凭的改革成果标志。八个月后，省公安厅领导指示政治部派人向县委正式商调我。说可以还给宁海两个公安专科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交换。1985年6月，我正式调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走上了法律实务岗位。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国家的需要安排了我的命运。

家乡地理上离我远了，而心中则一刻未能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