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年不断暴露的错杀错判恶性冤案，总结公、检、法办案中的经验教训，吸收全国律师界和刑法学界的呼吁和研究成果，在中央政法委的重视下，最近高法、高检和公安、安全、司法三部，出台了两个刑事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明确《刑事诉讼法》相关原则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对提高中国刑事审判质量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法院的各类案件审判质量中，刑事案件其实是最好的。而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出现错案后果严重、追责严厉，法院都会高度重视，因此总体质量在刑案中又属最好的。民商、行政案件审判质量其实更令人忧虑。只是民商类错判标准较难认定，后果没有错杀错关这样严重，在事实、证据、法理上也都可以有不同解释，没有“死人回家”这样的铁的证据，也无法追责。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法院的司法审判质量，确实是令人忧虑的。这就是中国大量涉法上访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司法不公已经成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党和政府威信大问题。在所有司法案件中,刑事审判质量仍然是要重点关注的。近年中暴露出刑事冤案这样多，名单已经有一长串。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杜培武、腾兴善、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冤案连续发生，全国关注，没有重点揭露的其实更多。所有的这些冤案，公安、检察、法院无一幸免，责任都是混合的。在死刑权已经统一收归中央司法机关后，最高法院责任更重，以后一旦出现错杀，将直接问责到最高法院。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刑事错判涉及到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掉以轻心。我们再也无法用“个别现象”来描述中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了。

证据是司法的灵魂。认证失误，是所有案件错判的根本性原因。由于中华法系的职权主义传统，和侦查手段的落后，中国司法一直偏重口供定案。好象只要被告“认罪”了，就是铁案了，就万事大吉了。侦、诉、判三个环节都对口供有很强的依赖性。所有的已经发生的错案，都是根据言辞证据定案，所有的错杀错判，往往都是被告不止一次反复认罪的，有亲笔《认罪书》和供词，有认罪录像。根本没有犯过的事实，也会反复招供，到法院都不敢翻供澄清，都是由于受过严重的刑讯逼供。“口供”定案成了冤案的渊薮，成了司法失误的最大陷阱。

言辞证据可分三类，一是被告供述；二是同案犯供述；三是证人证言。这三类口供在已经发现的中国司法错判中，都受到司法公权刑讯逼供的影响，有的情况非常恶劣。被告和同案犯被刑讯自不必说，中国的刑事案的证人，特别是反腐败侦查的证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须宽松环境下向证人取证、不得威胁证人强迫取证的规定，被普遍违反，几乎没有一个行贿证人不是关起来取证的，而不管他有没有真的行贿。这当然破获了大量真正的受贿案，但是也产生了大量的冤案、冤枉情节。逼取证言后不让证人到庭，以“不起诉行贿罪”为条件迫使其不到庭，以分案起诉的方法、不起诉行贿同案人的方法，不让证人当庭对质，用关出来的书面证词定罪。但是这样的证言，我们现在的法院绝大多数采信。这反过来鼓励了侦查部门逼取口供、证言的积极性，助长了刑讯逼供现象。因此，我多次写文章指出，我国刑讯逼供的根源在法院。法院采纳了太多的刑讯逼供产生的违法言辞证据。律师的法庭质疑根本没有用。以致侦查机关肆无忌惮。关证人、吓证人取证的现象，使我国证人证言大量失真，法庭又采信这类“证据”，直接导致了大量的错案冤案。因此，三类言辞证据都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次施行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则，就是想在这个领域里，从根本上扭转这一长期的漏洞。

但是，制定出台这两个规则已经不容易，但要真正落实这两个刑事证据规则，则更是一场司法改革攻坚战。这同中国司法传统，现在流行的司法理念，当前中国法院和法庭的地位，法官的地位和水平，庭审质量，律师胆魄、检察机关定位，甚至同根本性的司法结构，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必须要从以下几方面抓好落实，才有可能奏效。

首先，必须改变原“专政”思维下“打击为主”的刑事司法观。要树立“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重的刑事司法原则。我们一直来害怕讲人权。而刑事司法不讲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文明的司法。我们有的人以为司法本身就是暴力，不明白司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普世的人权。有的人观念深处还是以革命时期的斗争哲学，来定位执政时期的司法工作。司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不受非法侵害，打击犯罪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既要惩罚、消除犯罪分子对人权的伤害，还要防止国家司法机器对人权的误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确立“无罪推定”观念，真正重视法庭不同声音的作用，真正理解保障被告自我辩护权的重要，真正重视律师的意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嫌疑人的法律规定给他的权利，防止冤案。这种做法不但不会妨碍司法效能，相反会使司法获得更高的公信力，得到人民的拥护。

其次，要真正落实“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还要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权。尽管我们一直的口号，是保障法院独立审判，其实我们的法院从来就没有独立过。这可以从四方面考察：第一，在立法上，我国继承了前苏联的司法遗产，设定了控方可以钳制法院。检察长可以参加法院的最机密的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检察官可以在开庭时、开庭后、判决后行使对法院的监督权、抗诉权、建议权。控方有这样强势的权力干预司法，而辩方则不行，对律师信息完全封锁，更谈不上监督权。“控辩平衡”在中国只是理论上的。第二，在实际司法运作中，公安机关的党内权力地位高于法院和检察院，这是公开的事实。在宪法规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原则下，这种立法设计和权力现状，使“公检法”联合办案、最终由公安说了算，成了理所当然的。党委政法委员会的书记都由，同级党委常委、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成了公安机关控制法院、检察的有效机构。法院实际上没有权力排除侦查机关提供的非法证据。第三，一个我们没有明说的原因，就是在法院司法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环境里，许多法官自己有“尾巴”，成了“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法院和法官其实非常害怕纪委和检察院，根本不敢挺起腰杆，判控方的违法证据无效。这种对法院的钳制，其实超过了立法上、党委司法权力配置上的缺陷，法院不敢不听检察院和纪委的。在中国法官持续地、大面积地经济犯罪的情况下，法官害怕检察院、纪委来查他们，刑事审判中听从他们的意见，姑息刑讯现象，是非常常见的。第四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强势政府、弱势法院的现实状况。政府可以要求法院一个阶段内不准受理某一类案件，象“山西煤改”就是如此，下令不准法院受理案件，由行政权控制一切。政府掌握法院的财政和人事、福利、基建。在这四种因素下，中国的法院丧失独立判断能力是必然的。联合办案，偏重听取侦、控方意见，忽略辩方意见，就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在这样的地位下，要法院当庭认定公安、检察有刑讯逼供，并进而“排除”刑讯口供和证言，在个案中是很难实现的。

第三、要强制规定关键证人到庭作证。证人到庭作证《刑诉法》早有规定。到庭是原则，书面证词只是例外。但是发展到今天，法律原则已经被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检察院恶意理解，不出庭成了普遍原则，证人出庭成了稀罕现象。必须按两个《规则》的规定，真正落实证人出庭问题。对关键证人，被告和辩护律师强烈质疑的证人证言，必须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否则应推定其证言无效。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关证人、威胁证人、恶意分案起诉隔离证人的现象，使法庭能够有实质性的质证和辩论。

第四，提高中国律师的法庭地位，严格保障其质疑、辩护的权利。我国的刑事辩护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律师的尽职工作，往往被认为是吹毛求疵，阻碍打击犯罪，为罪犯开脱，没有大局观念。直到最近，有关主管机关还要求律师辩护要顾全大局，讲政治，不要纠缠细枝末节。他们不明白一些经过刑讯逼供造成的表面很完美的重大冤假错案，就是从一些细节中才发现惊天真相的。打压律师，否定辩护律师作用，轻视辩护意见的现象必须尽快改变。某种程度上说，落实两个《刑事规则》的启动机制，是靠律师的。只有律师法庭上提出来了，才会有检察的抗辩，才能引起法官的注意。只有律师的帮助，被告才有可能提出刑讯的控告。如果律师的帮助权被理解为一种教唆，那么不但两个规则落实不了，律师的执业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律师会成为搞逼供的人重点要报复的对象。如果律师仍然是没有地位没有被重视的，大量违反两个规则的现象就根本发现不了，更不用说“违法证据排除”了。

第五，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观念也只有个案的示范才有可能转变。因此，需要坚定不移地在法庭上做出一些大案名案，影响社会。律师们需要勇气和信心。法官们需要有法律至上、为法殉道的道义和良心。需要对一些违法证据案，进行当庭的违法证据排除、无罪判决和当庭释放。需要典型案件的公开直播开庭，需要媒体的富有广度和深度的报道，需要对刑讯逼供的警察和反贪局、纪委人员的坚决的责任追究。没有这一切，这两个司法解释性文件会象《律师法》一样，再次成为美丽的文本，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到了必须真干的时候。否则，要付出的已经不只是司法威信的代价，而是社会稳定与否的代价。 我们期望公、检、法、律各个领域的法律人士，能够实质性地贯彻这两个刑事证据规范，给中国的刑事司法带来真正的改进。（201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