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苍黄五十年

　　———胡适先生辞世五十周年感怀

　　编者按：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报约请三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撰文，追忆和评述胡适先生在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以飨读者。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公元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辞世于台湾，至今已是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位名叫李慎之的老人去世前曾预言：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从时间维度，21世纪不但到来，并且走完了第一个年代，但胡适的世纪并没有随时而至。非但如此，甚至在经过几十年隔绝之后，与我们一度拉近距离的胡适，反而渐行渐远渐杳如。当然，不用怀疑，胡适最终会回到我们中间，问题是，我们看不清一张胡适回归的路线图。

　　以上的胡适，显然双关。他既是当年血肉之躯的胡适，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和制度象征的胡适。作为前者，胡适已永远不能再回我们中间。作为后者，我们已然经历了五十年的苍黄风雨，莫非还要等待另一个五十年的风雨苍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书，意旨很明确：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因此，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那么，21世纪的文化，如果以胡适为表征，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文化呢？

　　胡适一生，其言论涉及学术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一生的努力即是将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构成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其轴心是宽容、自由与多元(这三个词在语义上可以互文)。因此作为20世纪文化象征的胡适，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不幸在那个恶劣而残酷的世纪环境中，“胡文化”非但没有形成其体制，反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几乎荡然无存。即使胡适所在的那个孤岛，抑或胡适去世的那个时刻，因威权的重压，自由也只能冻芽一般蛰伏。直到胡适去世，他也没能亲见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文化成为一种制度。

　　宽容-自由-多元，三词连缀，可以构成我们人类世界不可须臾相离的价值谱系(否则就是一种奴役状态)，其中宽容为前提，自由是核心，多元乃结果。胡适不仅晚年一再表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早年即能以其难得的敏感，见微知著，力诫不宽容的危险。1925年，面对那个时代进步分子火烧《晨报》事件，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毁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读胡文至此，每每变色动容。胡适“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不幸他的忧恐到底还是变成了历史，并延伸为现实。历史是人的选择，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然而，在历史中做出这样选择的，恰恰是胡适当年的同道，即那些自命为新的人，同时包括大量为他们所裹挟的无知青年。这是报应，20世纪我们像敝屣一样扔掉胡适，扔掉那宽容其表自由其里的“胡文化”，这个民族就注定要长久地品尝由自己酿出的苦酒。

　　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从宽容走向不宽容。胡适之后的时代，如果从不宽容走向宽容，那么胡适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毕竟宽容的时代谈宽容易，不宽容的时代说宽容难。今天，我们如何宽容？回望胡适一生，把自己当作理念的种子，同时自己也是播种者。宽容之于胡适，既是天性，更是理念。作为理念，一旦你做到宽容，这个社会便会减少一份惨酷。胡适一生，大体可以视为宽容精神或宽容人格的身体力行。但宽容仅仅表现为精神人格还远不够，必须制度化。1948年，胡适谈自由主义时把宽容解释为“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这种保障就是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制度是难的。这里不妨引用胡适曾经引用过的《圣经》中的比喻，它“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胡适岂不就是这粒芥子的播种者，不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而且对未来始终抱持乐观：播种在我，功成却不必我在。所以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这没有完成的一切，在胡适的身后，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便是当年胡适的作为。让“胡文化”制度化，即使路途迢遥，我们也要保持胡适式的乐观。胡适的乐观并非盲目，尽管他自称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是在那不堪的时节。乐观的根据在于，体制熬不过社会。一切正面的努力都是有效积累，这正是胡适所谓的“功不唐捐”。当整个社会经由无数人种子般的努力，它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变化而不是相反。胡适一生是播种的一生，而非收获的一生。他没有看到自己渴望看到的下一个时代，却为下一个时代埋下了种子。今天，我们也都是下一个时代的种子，我们播种我们自己，我们耕耘我们所在的社会。社会是我们的立足，也是我们的力量。用社会倒逼制度，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无论风雨苍黄，还是风雨如晦，我们风雨兼程并终将在这洗礼般的风雨中与胡适相遇；正如风雨过后，“胡文化”势将使这块古老的土地万木复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1905年，孙文在伦敦拜会严复并讨论改革问题，留下了一场关于启蒙与革命的世纪之争。严复主张：“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得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孙二氏代表了晚清启蒙与革命两条路线。启蒙家严复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智民德的低劣，故治本之策在于国民的启蒙。革命家孙文则主张以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为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严复的“国民素质论”在晚清影响巨大，维新派和保守派皆以此为反对共和革命和鼓吹“开明专制”的基本理由。追随美国革命的孙文，则苦于中国匮缺北美殖民地人民数百年的地方自治习惯，而设计了革命后“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民主转型程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对种种以国民素质为由的“开明专制”论提出了挑战。

　　1929年，国民党完成武力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起“人权运动”，批判国民党打着“训政”旗号的一党专制，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胡适主张：“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胡适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其法定权限而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和各级官员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的模样，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

　　1930年代，由于苏俄和德意极权政治崛起的诱惑，国内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新式独裁思潮，胡适与其《独立评论》盟友蒋廷黼、丁文江之间爆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论战。在这场关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论战中，胡适力挽狂澜，坚守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他用以批判新式独裁论的主要理论是“民治幼稚观”。

　　胡适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俄德意的新式独裁政治则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它只需要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

　　胡适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定期通过选举参与国家大事，画诺投票。平常人的政治兴趣和政治能力不过如此。这种幼稚园的政治并不难学。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阿斗逢时逢节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国家的阿斗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民主国家有失政时，挽救的办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即可。在胡适看来，民主政治的优点，一是简单易学，一是具有修错机制。

　　胡适的民治幼稚观与素质论反其道而行之，旨在阐明民主是适合一切民族的常识政治，虽然其观点的论战色彩难免影响理论的严谨性。

　　在胡适看来，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学会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正如下水学游泳一样。“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开放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可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胡适并不否认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长期致力于从思想文艺上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启蒙工作。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制度。公民德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公民养成的最好学校。

　　1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

　　◎程巢父(知名学者)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36年(1947)1月1日公布宪法；并着手政府改组。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3日，胡适到南京。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5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党政”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他各用四种特色概括出这两类政党的性质和作风。最后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生平第一次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

　　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乐观情绪，很快就笼罩了“不安全”的阴影，普遍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眼前。胡适在8月里又写了一篇政治评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上半篇回应左翼对他广播词的批评，宣称自己“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的立场；下半篇着重指出“那个反自由、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的世界革命运动“只是这三十年(1917-1947)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而“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是将来要“一定获胜”的。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

　　胡适当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今天来看台湾的宪政格局，觉得先生在1947这一年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总算没有虚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