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取消检察院的侦查权，侦诉分离

律师地位必须与控方平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是小补小修，而是要从根本诉讼架构模式上，进行重新构建。必须取消检察院列席审委会的权利，律师不知道，检察院也不能知道，让法院独立讨论。取消法庭监督权。昨天王军厅长讲了，加强司法监督权，检察院的叫量刑建议，律师的叫量刑意见。建议有监督的意思。这从骨子里就可以看出，检察院是认为法庭根本就没有什么平等抗辩的，不但同你律师不是一个级别的，连审判的法官，我都是有权监督的。我的量刑建议，你法院必须当回事。而律师的嘛，说过就是，参考而已。量刑建议提交给法庭，应当照办，建议必须尊重。而律师意见，可听可不听。

这不是他保守，而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刑诉法，权力架构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在现在的这个法的基础上改革，高检就有理由这样构想。这体现了苏联旧法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我是公共权力，代表国家公诉，维护国家安全；而你律师是给杀人犯、强奸犯辩护，你跟杀人犯、强奸犯差不多。你的意见不能同我的平起平坐。60年苏联旧法思想教育影响下来，我们很多的检察机关的同志，包括高层的同志，受了苏联遗毒的很深影响而不自知，还以为有坚定的法理基础。

很多学术场合，特别是一些国际范围的刑事论坛，我们检察系统同志，同律师、学者总说不到一块，经常争起来。前几天陈光中教授就同检察院的当场争起来，他们说《刑诉法》高于《律师法》，一个是人大全会通过的，一个是人大常委会立的。律师会见权就是要限制。说新立的律师法效力不如刑诉法高。

同一法律渊源的法律等级的常识、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常识，这样的高层的会上，他都会讲出这种外行话。其实他不是外行，根本原因就是前苏联法学思想的根深蒂固。他不是客观地探讨中国的法治如何进步，而是门户之见极深，本位观念极重，为自己的系统争权利。不是我们高法、高检的领导个人有什么问题，是潜意识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模式早已经固定了。他们的法律水平，他们对社会的观察了解，比我们深很多。但由于我们整个司法思想是受苏联余毒影响的，这些现象就产生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取消检察院的侦查权，反贪、反渎都并入公安系列的反贪局；取消法庭监督权，列席审委会权，退查重诉权。公诉权必须同律师辩护权均衡，而不能高于律师，更不能高于法庭。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律师公诉。更不能限制证人，抓证人。现在反贪局和公诉处联合抓证人、威胁证人、限制证人人身自由的现象非常严重。

退查重诉问题，昨天很多律师互动中提问，我这里回应一下。《刑事诉讼法》没有这个规定，是最高检察院自己搞了一个刑诉法的实施意见的解释里面，讲到可以撤诉，但是也严格限定“没有新的事实，没有新的证据，不得重新起诉”。最高法院的刑诉法实施解释，也规定“没有新的事实，没有新的证据，不得重新受理”。因此，严格规定不是没有，是有的。在立法层面，他们已经把《刑事诉讼法》限制的权利，高检、高法用司法解释扩大解释了，在司法实践中，又进一步扩张，没有新的证据，新的事实，他照样起诉，法院照样受理，我们的法律权利就被这样扩散了。我为这个东西，在浙江丽水的法庭上同检察院斗，开了两次庭，我的无罪意见他无法反驳，法院判不了，检察撤诉了。一个月又诉过来。我说这是违法的，是你们检察机关自己搞的地方粮票，高检自己的解释，翻翻《刑事诉讼法》，有没有退查重诉权？即使按照最高检的规定，你也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你也无权再起诉。他们说，我有新证据，于是从一组证据里面拿出一页复印件，这是当时起诉复印的时候漏掉的，这是新证据吗？

公诉权和辩护权必须平等

所以，中国的法庭，律师和检察官的地位不平等。西方很多的抗辩制的法庭，公诉人就是律师，香港很多律师，检察公诉职能就是律师进行的，双方都是律师。而我们中国大陆，检察官是官，同法院平等，共同对付罪犯和律师。比如伪证罪，其实我们都知道，法庭上的大量伪证、不实证据，是公权机关公安局、检察院提供的。法庭的虚假证据最多的是控方提供的。刑讯逼供的证据，就是最大的伪证。但是有没有警察、检察官伪证罪？没有。只有律师伪证罪。公权只有刑讯逼供罪。把人搞死、搞残才算犯罪，弄出伪证提供给法庭没有罪。如果平等的追究诉讼当事人，控方、侦查方都是当事人，追究他们的伪证罪，很多警察、反贪局的人，很多纪委的人都可以判。为什么伪证罪专门只对律师来？

还有一个反渎职侦查，反贪侦查，又有侦查权，又有批捕权，又有监督权，还有联合公安的抓律师权（伪证罪），抓证人权（行贿罪），这样的情况下面，控辩怎么平衡？但我们的刑诉法表面上又写着控辩平衡。这些个法律笑话，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六十年，这就是苏联的遗产，我们从他那学来的、继承来的。

另外一个问题，党内清洗代替司法的问题，在当前中国有扩大的趋势。《宪法》规定，除了公安、安全、检察机关，任何其他个人和单位、组织，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进行刑事侦查活动。但是我们长期地、公开地在违反。以党纪代行国法，规避严格的办案时限规定和会见律师的规定。我们要建立严格文明的司法，必须限制党纪审查司法化，以党的纪律审查代替刑事侦查，限制人身自由，一定要坚决禁止。前苏联的司法遗产对我们中国今日的影响，必须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