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足坛反腐败案答《体坛周报》记者问

陈有西

（采访人：《体坛周报》记者周蓉）

    足坛反腐败，是深得民心的事。2004年的时候，有过一场比较大“足坛反黑”风暴，因为当时法律界定上的一些问题，只判处了个别的裁判，最高检察院作出过一个犯罪主体的扩大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中，对“裁判”这个主体能不能作为受贿罪主体，又作了限制的解释。2011年12月公开审理的12件涉足球案件中，包括杨一民、张健强等前足协官员、陆俊等足球裁判、王鑫、王珀等足球俱乐部经理、领队、球员。力度很大，审理时间也不短。

    对于这些被告的定罪量刑问题，也比较复杂。主要是体育行政管理（体育局）、行业管理（足协）、行业裁决（裁判）、行业作风（球员受贿和赌球、假球）等很多复杂的情况。从现在的起诉罪名看，也涉及受贿罪（官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协会和企业）、行贿（向官员）、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对象不同）、赌博罪（赌球）等。

    这些罪名，是如何区分的？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受贿类的腐败，基本特征是权钱交易。用手中的权，来换取财物上的好处，然后用权给人以回报，用权帮助别人谋事。原来，我们国家对受贿是有明确的“为他人牟利”的具体要件分析的。后来中纪委加强了党纪处分力度，对一些默许的、期权的、承诺的、潜在的权力帮助，也都按受贿罪处理，入罪的范围更大了。

    足球业的管理，我国有三个层次，一是行政管理，即享有国家行政管理权的体育局官员的管理，这是严格的国家权力的性质；二是行业管理，即足协的依照章程的管理，本来这不带有行政权性质的行业自律规则，由于受行政权委托，行使了很多体育局的功能，按其行权的性质来分，有的可以定国家公权，有的定行业管理权；三是企业规则。即足球俱乐部自己制订的规则。应该是完全的企业自身行为。不享有行政权的性质。

     按照上述的三个层次，就可以分别定出不同的受贿和行贿的罪名。是国家行政权力性质的，主体属国家工作人员，就定“受贿罪”；是行业协会管理性质的，就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如果协会人员行使的是经授权获得的行政管理权，则可以按国家工作人员论，定“受贿罪”。如果是企业管理人员，则只能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如果是球员拿好处，自己踢假球，也能够为他人牟取利益（让别人赢球得利），但不是运用权力，而是体力。能不能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比较难把握。而如果是利用假球自己做桩赌博，则可以按赌博罪和诈骗罪追究。

     “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区别，主要就是主体不同。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构委托从事行政事务管理的人员，简单说必须有“公权”的特征。后者则是指虽然有管理权，但是是一种企业和行业的管理权，不是行政权力，也没有受行政机构的委派和委托行政公共权力。

     而“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向”的是客体不同，主体是一样的。客体对象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定行贿罪；如果客体对象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就定本罪。

    由于反腐败主要是反公共权力、行政权力的腐败，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刑罚比企业人员要严厉得多。受贿罪最高可以判死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最高判十五年。量刑相差一半以上。

    而从行贿罪来看，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最高刑期都是十年。

    从审判披露的情况看，虽然有的体育局官员、足协官员受贿的指控金额达到上百万，其很多情节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贿，因为没有明显的权钱交易，有些礼尚往来的礼卡和人情，并不符合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受贿行为。因此我看最重的量刑，也应该在十年左右。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量刑可以在一半左右。我们痛恨竞技体育领域的腐败，但是到了法庭审判，还是要根据事实、根据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判处。最高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的量刑因素，有自首、立功、坦白、当庭认罪减轻、退赃等诸多因素，对各被告的量刑，一般会根据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我的判断不会象2004年判龚建平那样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