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论道# 陈有西：

   中国知识分子对权贵的依附是几千年没变的。刚才谈到的钱学森之问，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现代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大科学家、真正有历史突破的大家？这同文化专制主义，权力对知识人的扼杀直接有关的。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追求，传统的教育，就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个人人生两大最荣耀、最幸福的事情，一个是结婚，一个是做皇帝的臣子。

   我们浙江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写过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同时他还有两句诗，是：“小楼昨夜听春雨，明朝街头卖杏花。”这个小楼，按照游国恩先生的《陆游传》的考据，就是在杭州的竹杆巷一带。他在这个小楼里住着，通过官场朋友的关系，想疏通等皇帝的召见，弄个一官半职。结果皇帝不理他，只给了一个闲职待遇。他最后悻悻地失望地回了绍兴。他这样一个剑气豪放的文人，一心想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就想让皇帝见我一下，视我为人才，器重我，让我镇守剑门关，让我进庙堂作事。

   古装大戏里面，有李白为杨贵妃脱靴的折子，真假有无史实不说，体现了一种文化，文人仕进，是要跪着靠裙带风进位的。一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想当官，先为皇帝的小妾脱靴献诗。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他不依附权贵，就没有仕进之途，就得不到重用，拿不到官场的好处。近代很多知识分子，保持特立独行的都没有好处，下场大多都不好。

   北京大学西方宪法行政法学的权威，法学五元老之一，龚祥瑞先生，《盲人奥里翁自传》放在我这里，十五年后，今年终于出版了。他是一个宪法学的大家，是一个很智慧很正派很有良知的知识人，很有造诣的法学家，他当年反右的时候，也批判过自己的老师，他也不得不依附于当时政权的要求，大形势的要求。到文革的时候，他照样变成一个被批判关牛棚的人。他曾经和蒋经国一起，当时蒋经国是青年干校的校长，龚祥瑞先生是教务长，如果他不留在大陆可能命运会不一样。但是在扭曲的政治环境中，他也曾经妥协。

    再讲的近一点，南方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写过研究刑诉法的论文，查出《党纪处分条例》里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不相一致的地方27处，说党纪条例是违法的，违反人权的。这篇论文不敢公开发表，我们私下里都看到了，他也就是批判“双规”，批判违法是非常坚定的角色。但是后来去当官了，级别还不低。就写出完全相反的文章，曲解法治理念。以前写的论文和现在作的图解完全不一样。现在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你给他一把青草，他就跟着跑了。

    所以民族的脊梁没有了。一个本应清醒的群体，随着世俗一起糊涂。知识分子怎么样定位？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所有志士仁人认真思考的问题。你怎么样既为国家民族考虑，又找准自己的定位，不扭曲自己的良心。刚才讲到我们著名的科学家，他一个临终的自问，就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优秀的科学家，中国出不了得诺贝尔奖的人？他也是临死时才感悟，他觉得自己也是一辈子被扭曲的。

     现在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树立哪些观念呢？我认为，最起码有这么几点：

      第一，悲悯人生。关注民生。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悲悯天下的情怀，这个人不可能有健全的心理。

      第二，民族脊梁。还是要有士大夫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就是民族脊梁，现在很多人在呼唤，需要知识人良知的回归，但是能不能呼唤来，现在很难说。

      第三，舍生取义。这个传统知识分子里面有很多。但是他们都是忠于君权，像我的家乡先贤方孝孺，就是忠于朱家王朝，自己舍生取义，维持封建皇位继承的大统，传嫡不传庶，叔叔谋长孙的位不合封建法统，结果他全家840多个人被诛连十族杀掉，他的舍生取义，是为了皇权正统而舍。现在我们的舍生取义，应当是能够为民权。特别是搞法律的知识分子，现在非常需要这种为正义殉道的精神。很多法官，现在就是“我没有办法，领导让我这样干的”，好象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缺乏一种舍生取义的士大夫情怀。你在法官的位置上，你就要坚守住，就要忠于国家法律，就要篾视权贵。但往往为自己找出很多的借口，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所有的责任都是别人的，自己没有任何良心的谴责。

     第四，独立人格。知识分子要独立思考，要冷静判断，要自己选择好一个思路，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是任何的风吹浪打都能够挺得住。

     第五，兼容仁厚。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很极端，非此即彼，非左即右，非革命即保守，非君子即小人，思想方法非常极端。没有一种换位思考，没有兼容、包容、仁爱、宽厚。互相攻讦，互相检举，互相使坏，不把你踩下去，我就上不去。

     只有这样，无亏于时代的一代知识精英才能够真正产生，才能够真正同民众打成一片，引领这个时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