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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逊位诏书”揭示了中国的新天命就是人民主权

  第五层是天命流转,从革命到现代的人民革命,人民革命包含着英美式的革命、法国式的革命,关于天命流转就不谈了,但总的来说我赞成秋风的一段话:中国的新天命就是人民的主权。这在清帝逊位诏书里主题也提出来了,把一个皇帝,一个过去的君主,禅让给现代的共和国,而现代共和国的主体就是人民,这里面就隐含着从一家一姓之王朝到一个人民共和王国,这是现代中国新的天命,而这个新的天命在逊位诏书中已经揭示出来。

  这五层含义是宪法性的含义,虽然逊位诏书不是一个宪法文件,也不是由议会制定出来的,也没有通过的相应的制定宪法的程序,但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宪法学的意义,有关于国家构建问题,关于人民组织问题,关于疆域边界问题,关于宪法中的精神载体、精神寄托问题,关于保守的守护宪法的问题,由此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给予对冲、折衷、中和,只做了革命狂潮的精神,这不都是宪法吗?宪法学除了人权保障的区分,区分总统制首相,大家经常研究的国府之争,总统制、议会制的问题是宪法问题,我谈的这五层也是宪法学的问题,而且在我看来是政治宪法性的问题,《清帝逊位诏书》中隐含着如此之深厚的意义,但历史研究没有重视。

  我在讲课时,一位教授他赞成我的观点,但是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观点,他说,某种意义上你说的都是你自己想象的东西,当时不就是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孤儿寡母被孙文革命党、武昌首义吓的,然后被袁世凯又蒙又骗,稀里糊涂的就写了这样一个诏书,它有多大的价值?有什么意义?谁也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看。这是一层意思,我也承认,大家看历史书都是这么说的,一个老大王朝,当时没有任何力量,朽木一推就倒了,你说的说这些名堂都是胡扯,有多少价值,这是一层含义,我也承认是这样的,但我要问历史难道仅仅是这样吗?历史要讲理,要看生成的理在什么地方。我说你只看到了历史的权势,历史的暴力,没有看到到历史暴力、权势之后的道理、法理、正当性,而且在中国历史近百年演变中,一旦面临着“为什么”时,这些理会跳出来。我看溥仪《我的前半生》时,看到一个皇帝的见识如此浮浅,我很感慨,一个末代的君主可以这样的感慨,但我还是希望能读到他深层的总结会更好,读他的东西,就感觉到他稀里糊涂这样过来了,缺乏洞见,我感到唏嘘。但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研究这一段的宪法,应该穿过那种实政主义、功利主义,存在合理的尤其基于暴力强力的考查,要通过这个现象之后,看文本、人心所隐含的东西,我们看英国的《王位继承法》也不就是几张纸,几个文件,有什么可说的,也可以说是胡说八道,或者写在纸上的,关键是它的力量被人尊重、认同、信仰,但中国一百年来缺乏信仰,历史正义的信仰,我们缺乏这种信仰,老是崇于权势、权力,一个民族只是作为一个权势的趋从者的话,那么这个民族永远不可能成熟,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自己的宪法,从逊位诏书我们从看历史的表象,要唤起内在对历史道义的真诚信仰,这是我唱一个反调的主要想法,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的收获非常大,高老师谈的不仅是一个反调。我有时思考,共产党在革命成功之后,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毛家王朝,但在北韩、利比亚以及其它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与当年孤儿寡母被逼迫之下写的这369个字有很大的关系。下面有请李刚做点评。

  清皇室贵族对宪法精神的认同

  李刚:我跟大家在座的各位一样,对于高教授的说法一直是一种非常敬畏的心态,我已经毕业了几年,原来在南开学世界史,后来转到这块历史当中,觉得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在清末。有一句话叫“没有清末立宪哪会有五四”。五四运动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有百万人,十年树木百年树林,如果没有前期的积累,不可能有五四大型知识分子崛起的运动。

  刚才高教授谈到了北洋军阀的事,北洋军阀前期是清朝的新军(包括北洋新军和南方的新军),当时的目的是打造40个师的现代化部队,清末灭亡时打造出15个,很遗憾在华中有一个部队发生了变化,即武昌起义。

  清末是怎么一个时代?我写了一本书《辛亥前夜——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这本书是我在南开读研究生学世界史写的一本关于清末新政的一本随感书。清末十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比如,清华、北大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谁写的?(皇府内阁的副总理所写)。清华学堂,当时亚洲第一大的铁厂汉阳铁厂、京广铁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的母校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是谁?是严修和张伯苓,严修是袁世凯责任内阁的学府大臣。《茉莉花》现在成为中国代表性的乐曲,但是否知道的是清王朝皇室溥伦受到慈禧太后的派遣,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带去了中国的《茉莉花》,从那个时期变成中国代表性的音乐,溥伦在后期成为资中院的总裁,慈禧太后原来把他当成人才培养,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他成了北京政府的顾问,这是一些比较具体性的事例。高教授的观点我今天能听到非常荣幸,“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是非常独到也是非常贴切的说法,早在1906年的一个大臣于式枚被派到日本,考察日本的宪政改革,回来之后给慈禧太后写了一个奏折“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但中国真正的历史脉络没有按他这两条路走,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就固然不是日本式的明治维新,但也绝对不是法国之大革命,大家可以想想英国光荣革命的结果,威廉三世他们成为了一个虚君,在政治上变成一个契约性的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也很有意思——沙俄,沙俄皇室最后的结局是1918年6月17日的凌晨全家男女老少包括儿女、家庭医生、厨师、仆人)全部被枪杀,杀死之后用硫酸毁尸灭迹,直到叶利钦时代才找到尸体,后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叫《真假公主》,传说一个女儿逃跑了,其实没有,经过DNA的鉴定那个女儿也在劫难逃。当然也可以和法国大革命的皇室结果去比较,中国的皇室能够在妥协和商议的情况下达成历史性的结局,如果没有后来的复辟的话,应该是比较完美的。夏、商、周时期的禅让也是一种被迫的,肯定面临一定的压力,但在压力之后能够妥协,这表明的是一种大的智慧。当时中国为什么能够形成妥协?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强大的新兴集团的存在,以张謇为代表,张謇在1908年被慈禧太后招去,他问慈禧太后说改革是真是假。慈禧太后说国家不采取改革,还有什么真假不成?张謇早期跟袁世凯有合作,到后期他从体制之内走到体制之外,从事商业投资,包括在辛亥革命前一夜和湖广总督谈湖北投资事宜,他们还在1906年清政府派出了两股考察大臣,一股是以官方为代表,另一股是载泽为代表,历时9个多月进行环球考察、政治考察,之后写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件,我想他应该在法律史上留下非常重大的地位,他们主张的第一条是建立法治国家,第二条,一些地方自治还有一些议会选举,皇族载泽被西方媒体评为最为开明的皇室成员,他开明到什么地步?他跟慈禧太后谈到了媒体的监督作用,说当时的媒体非常闭塞。但大家想想,《时报》、《大公报》,甚至大公报的创始人是旗人。后来《清帝逊位诏书》颁布的时候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和南方革命党集团在上海进行了五次谈判,其中第四次有一次御前会议,溥仪和奕劻是赞成共和的,皇室是赞成共和的。但南方的伍廷芳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伍廷芳是一个受到西方教育非常深入的人,后来成为香港的太平绅士,再后来成为清王室的驻外大使,再后来跟南方的革命党人进行合作,到北方进行一些谈判,到北洋军阀时期代理了一段国务总理。因为有这批人的存在,形成了比较好的中间缓冲地带。还有一个人是梁启超,他们流亡海外多年之后为这些考察大臣们亲自写了很多东西,我在那本书中提到,这个事件慈禧太后到底是否知道,是否知道她手下的大臣给她的政治文件,是梁启超写的,她是一种默许还是不知道?在1906年时,开放了党禁,在1911年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第一批的党派统治,这是各省自院的议员并选出来的。

  袁世凯复辟复的不是封建专制,复的是君主立宪,大家注意他的年号是洪宪立制,“宪”就是宪政,“洪”是洪武皇帝的意思,继承汉人的法统。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在法理上没什么区别,辛亥革命战胜了清末新政,应该是共和立宪打败了君主立宪。其实早在清帝诏书前面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一是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说这是一个假维新,伪立宪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文件不是一个新东西,当时革命党人汪精卫、章太炎等都提出了,说是一个假的。与他们相对应的当时主流的媒体,《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这些媒体对当时中国的皇帝是不是满族人出身不太在意,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皇帝当时人的认识不是那么浅显,对否定的一条是君上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帝国宪法宪法》中是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说日本《帝国宪法》是一部资产阶级宪法的话,那么中国的《钦定宪法大纲》不可能专门是为维护君主制颁布的宪法大纲,因为维护君主的神圣性是所有立宪国家必定的条文,这是任何君主立宪国家不会除外的,但大家忽视的是在维护君主制方面,比如医院的设置、皇室经费和国家经费,还有一点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之间谈到的是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自由。臣民可请求法官依法审判其提起的诉讼,臣民非依法律的规定,不受非法逮捕、监禁和处罚;臣民犯罪,须在专门的审判衙门审判,其他任何机关不得对其进行审判。臣民的财产和住所,非依法律的规定,不得无故侵害。这是1908年慈禧太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在1908年颁布宪法之前,臣民的权利是有没有的问题,之后是多与少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学习了日本?是因为考察之后,包括清末留学日本的一些人(4万人,包括鲁迅、黄兴等),因为他不接受强大的共和国,也不接受强大的君主立宪国家,所以肯定支持革命党。

  还有一个文件是1911年11月1日的重大宪法和信条,也就是经常说的“十九信条”,“十九信条”颁布的背景当然也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但和孙中山的革命党有区别。孙中山通过伦敦蒙难事件之后,在国际上地位猛然提高,当时海外媒体对他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一跃成为中国革命党之内不可替代的人物,从此之后,在国民党内部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过孙中山。但武昌起义发生的背景是武汉本地的革命党人、文学社领导起来的,与它同时的共济会才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分支机构。湖北当地的文学社是排斥留学生的,排斥海外回来的名誉分子,他们认为海外的革命党人大家无法搞定,跟他们打交道是要吃亏的,所以大家还是小心点为妙,为什么他们后来首先请的是黄兴、黎元洪?黎元洪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完全是草根出身的贫民子弟,后来参加甲午战争之后,从北洋军事学堂到武汉,他不是不知道他的部队中间有那种和平分子,他知道,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推举他是因为需要这样一个人出来,这样的人出来之后才能统一得了,如果是从外国回来的一个革命分子是不可能的。后来黄兴虽然回到了武汉,但跟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打仗,打不过,黄兴就说咱们放弃武汉吧,武汉人说不行,我们浴血奋战打下来的。从那儿之后,黄兴在到了上海,才到了南京,后来才有武汉革命党和南京国民,到最后都支持袁世凯。

  风云际会,袁世凯上了台,这个人很了不得,当时他在退守河南安阳之后,就被一部分太子党请来之后,是否杀他很犹豫,就让他歇着,他在家中歇了三年和另一党人来往与宅抵之间,情谊非常深,以致于后来首先请袁世凯出来做汉族人的皇帝,不是别人是革命党人,为什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发生两个多月之后他才回来,因为需要他为革命建立一份工业,他从美国、到英国、法国拜访过了很多政要,西方的势力也支持袁世凯,《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当时都有非常详细的报道,如果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革命党的领袖是大历史选择,那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是历史当事人的理智选择。

  宪法“十九信条”是英式的一种,跟《钦定宪法大纲》不一样,《钦定宪法大纲》是日式的,是被日本打败的成果,中国要学习,但后来因为北方军队发动军事政变,当时的良弼是留德回来,是当时禁卫军的实际领导人,他回来之后,清王室这一块才真正不行。我的意思是说,部队里的人很多都有留学背景,当时摄政王的弟弟亲自去考察西点军校,他们提出“十九信条”协约之后,南方和北方没有达成妥协,最后才出现清帝逊位诏书,说辛亥革命最后推翻了清朝是不合君主立宪的,但不代表这种矛盾不存在,而是说这种矛盾还会存在,这就是后来袁世凯称帝的又一大背景之一。

  我就说到这里,非常高兴学到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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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

陈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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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警察学院兼职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研究生)班结业。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宣传联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法律文书委员会理事。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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