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万全城股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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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5日 07:25  时代周报

 

 

 

　　记者 姚海鹰 发自武汉

　　11月21日傍晚，武汉“万全城”。

　　在昏黄的夕照下，一片狼藉不堪的工地上，疯长的杂草和锈迹斑驳的桩机、脚手架和水坑等，被数百米长两米高的院墙“围”在其中，显得破败而吊诡，与周遭的高楼华宇极不相称。该地却地处流金淌银的江汉区，毗邻武汉地标建银大厦，正临车马喧嚣的新华下路。正是令人垂涎的黄金商业位置，才成为了这场股权争斗大戏上演的最佳注脚。

　　2005年春，武汉万全置业有限公司（下称万全公司）开发的中人大厦万全城项目（下称万全城）陷入资金困境，其控制人杨胜全急寻合作。

　　从2005年4月到2007年4月两年间，浙江恒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恒源公司）和楼恒伟、陈玉兰夫妇实际出资1.07亿元，获得万全公司100%股权。随后，楼、陈夫妇将100%股权以4.3亿元卖给杭州房地产开发公司，获利2亿多元。

　　而不甘落败的杨胜全，突然以“合同诈骗”为名报案，称其60%的股权被浙商夫妇非法侵吞。湖北省公安厅指定黄冈市公安局侦查此案，万全城项目被查封冻结，浙商夫妇遭到刑拘。

　　2010年10月16日，该案公开审理，检方以“职务侵占罪”对楼、陈夫妇提起公诉。在9小时的庭审中，有关“60%股权”的认定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而该案在侦破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隐情，也随之进入公众视线。

　　时代周报调查发现，这个貌似“鸠占鹊巢”的股权争斗故事波谲云诡，背后藏有太多玄机。当前，“万全城”的地价已飙升至9亿元，其股权的认定和归属则更引人关注。

　　1.07亿获取100%股权

　　楼恒伟做梦都没想到，5年前的这场投资，竟成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取祸之途。

　　“当初他们的投资，确实拯救了‘万全城’项目”，11月7日，杨胜全向时代周报记者坦承。

　　位于武汉市新华下路305号的“万全城”，乃万全公司从2002年就开始运作的地产项目，占地30亩，总建面约12万平方米，地理位置绝佳。但该项目却一直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杨胜全虽为万全公司和万全城的实际控制人，却因欠债将公司75%和25%的股权，分别抵押给万国勋和杨汉文两人。

　　2005年3月，经浙江湖北商会常务秘书长俞卡民引荐，浙商楼恒伟和陈玉兰夫妇决定与杨胜全合作开发“万全城”。双方合作的第一步，就是回购杨胜全抵押在外的100%股权，正是在此过程中，浙商方一举获得了万全公司75%的股权。

　　2005年3月31日，杨胜全和恒源公司（法人楼恒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恒源公司代替杨胜全归还万国勋3000万借款，万国勋将75%股权转让给恒源公司。

　　2005年4月8日，四方再次签订了两份细化协议《武汉万全公司股权转让及股东重组协议书》和《中人大厦（万全城）项目后续开发股东内部协议书》。合同约定：先由恒源公司和陈玉兰出资3000万代替杨胜全向万国勋还债并受让万国勋所占万全公司的75%股权，其中恒源公司出资2230万受让40%的股权，陈玉兰出资770万受让35%的股权。再由恒源公司代杨胜全向杨汉文还债1000万，杨汉文将其在万全公司的25%股权受让给杨胜全。此外，合同还约定，恒源公司和陈玉兰还要支付2000万拆迁款和缴纳2000万土地出让金和规费。

　　就此，浙商方获得万全公司75%的股权，杨胜全的股权为25%。

　　楼恒伟、陈玉兰夫妇为获得上述75%股权，总共出资8000万。正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楼恒伟，杨胜全仅任总经理，陈玉兰任监事。

　　但时隔2年后，杨胜全名下所持的25%股权，再次被浙商夫妇获取。

　　时代周报记者查证，杨胜全因借债将25%股权抵押给债权人陈光华，因对方催还紧迫，杨遂于2007年1月24日与恒源公司和陈玉兰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恒源公司代杨胜全支付给陈光华本息2700万元，杨将25%股份转让给恒源公司。同时约定，在3个月内，如杨归还2700万元，恒源公司应将25%股份转还杨，如杨不能按时全额还款，杨将无条件放弃25%股权。

　　之后，在协议3个月到期后，恒源公司未能收到杨胜全的2700万元还款，杨的25%股权遂按约定为恒源公司所有。

　　至此，浙商楼恒伟和陈玉兰夫妇依据协议两次实际出资1.07亿元，获得万全公司100%股权，成为“万全城”项目实际控制人，而杨胜全则完全出局，在公司中既无股权亦无任何职务。

　　7个月后，楼恒伟夫妇将100%股权以4.3亿元价格卖给杭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并将公司2800万元的5处房产变卖。除去两年来2亿元投资、借款等运作成本外，浙商夫妇共获利2亿多元。

　　但世事难料，正当浙商夫妇准备洗脚上岸时，却因杨胜全的突然“告发”而身陷牢狱至今。

　　35%股权“质押代持”之辩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杨胜全报案的第一个“案由”竟是：陈玉兰名下的35%股权，实为替自己“质押代持”。

　　这个突如其来的说法，立即遭到了楼恒伟和陈玉兰夫妇的否认。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到的2005年4月8日杨胜全、恒源公司和陈玉兰在签订的《股权转让及股东重组协议书》，第一条明确规定：陈玉兰受让万国勋占万全公司的35%股权，股权转让款为770万元。在长达四页的协议中，未见任何与“质押代持”相关的约定。而且，当年的工商登记亦显示，陈为35%股权的法定持有人。

　　11月7日，杨胜全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了当年有关“质押代持”的隐情：“当时我只同意给对方40%的股权，60%是我的，但到签协议那天，我指着协议问楼恒伟，35%的股权已谈好是‘质押’，只是由陈玉兰代持，你怎么写成‘转让’？楼恒伟就解释说，杨总啊，这个只要你我明白就行了，最后会还你，我一听也就算了。”

　　不仅如此，杨胜全还向时代周报记者出示了2005年4月8日同时签订的第二份《股东内部协议书》，第四条规定：税后利润分红比例，恒源公司和陈玉兰占40%，杨胜全占60%。

　　据杨介绍，当初双方出资比例是，浙商现金8000万占40%，他前后出资1.2亿占60%：“在出资和分红比例都是40%和60%的情况下，不可能还存在75%和35%的股权比例。”

　　“所以，当时楼恒伟就同意将其中的35%股权差额，让陈玉兰替我‘质押代持’。”

　　对杨胜全的上述说法，浙商方及代理律师认为实属诡辩，不值一驳。

　　11月7日，因病取保候审在外的陈玉兰向时代周报记者哭诉，当初万全城项目债台高垒，公司全部股权因欠债质押在外，“作为外地投资方如果投8000万元不取得75%股权，达到绝对控股，就难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怎么会出资8000万元，只要40%股权，而帮对方代持35%股权？”，陈忿然道。

　　北京律师杨矿生表示，项目的分红比例和股权比例不一致，在企业合作中司空见惯，陈玉兰所持的35%股权，绝非杨胜全所说的“质押代持”。

　　首先，按照双方的协议，陈玉兰是通过支付770万元对价后，从万国勋手中受让获得35%股权。至于在后续协议中，要对陈玉兰名下的35%股权进行调整变更，则需要符合“双方第一次分红后一个月内，由杨胜全向陈玉兰购买35%的股权”的条件，这个条件包括时间、履约行为和支付对价等。

　　杨矿生强调：“显然，两份协议中对35%股权的配置和调整约定，与‘质押代持’毫无关系。”

　　而据湖北省工商局法规处介绍，股权“质押代持”必须具备两个特征，质押前该股权已登记为出质人所有；在质押过程中股权仍登记在原股东名下。

　　而事实上，该35%股权在2005年4月之前为万国勋所有，之后为陈玉兰所有，皆与杨胜全无法定关联。

　　此外，记者获取的另一份协议显示，2006年底，杨胜全和武汉国能燃料公司欲出资2亿元向浙商夫妇回购75%股权，三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确定，回购的75%股权中包括陈玉兰所持的35%股权。

　　尽管该次回购最终流产，但却佐证了杨胜全早已认可陈玉兰拥有该股权的事实。

　　25%股权“还款公证”真相

　　在告发过程中，除35%股权外，杨胜全还将恒源公司通过代其还款2700万元获得的25%股权，指为浙商夫妇诈骗所得。

　　记者调查发现，双方对此股权的争斗可谓勾心斗角，尽显商业无间道。

　　据杨胜全介绍，2006年5月，为支付万全城的相关费用，他分三次向陈光华借款1600万元，并将自己在万全公司的25%股权作为还款担保抵押给陈光华。而且，万全公司亦为这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因逾期未还，该高利贷性质的借款最后达到2700万元。

　　对此，楼恒伟焦急万分，认为威胁到公司运营安全。而事实上，陈光华也多次向万全公司和楼恒伟索债。

　　杨胜全回忆：“楼恒伟就找我商量，说帮我还2700万元，要把25%股权给他。”

　　于是，正如前文所述，在2007年1月24日，双方协议约定：由恒源公司（楼恒伟）代杨胜全还陈光华2700万元，杨将25%股份转让给恒源公司。在协议约定3个月内，如杨不能按时还款2700万元，其25%股权将为恒源公司所有；如杨按时还款，恒源公司将返还25%股权给杨。

　　但极具戏剧性的是，变故就发生在3个月协议到期的最后两天中。

　　杨胜全向记者提供的说法是，在协议到期的最后两天里，他反复提出要还款给恒源公司并进行了“还款公证”，但楼恒伟拒不接受。

　　“这样楼恒伟就借机霸占了我的25%股权，将我扫地出门。”

　　杨的说法遭到楼恒伟的否认，认为杨只是虚张声势，并无还款能力。

　　真相究竟如何？时代周报记者通过多方查询，逐渐还原了最后两天中双方对垒的全貌。

　　2007年4月23日，协议到期前一天，杨的律师致电楼，要求归还2700万元，但需重新签订协议。楼称只要还款马上转还25%股权，没必要签协议。

　　4月24日，协议到期当天中午，杨的律师带领武汉市第二公证处的两名公证人员来到楼的办公处，向楼递交律师函，要求楼到杨的办公室办理还款和返还股权手续，公证员对律师函进行了“还款公证”。当天下午，楼回复律师函给杨称：只要按协议还款，即刻返还25%股权，并注明了银行账户，但杨置之不理。

　　就这样，在最后两天中，楼恒伟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开机苦等杨胜全还款，而杨胜全则不停通过电话和律师函表达还款意愿。

　　一位人士评价，杨的上述“商业技巧”操作，试图达到延长还款期限并造成楼恒伟拒还25%股权的假象。

　　据了解，杨为证明自己当时有还款能力，还向法院出示了与他人签订的一份《借款协议》。

　　对此做法，熟悉银行结算的程女士认为，《借款协议》并不能证明他人已为杨胜全提供了2700万元，而杨的账户上也没有2700万元。如果杨确有还款能力且想还钱的话，他可以直接将现金支票带给楼，或直接汇款，或将此款提存银行。

　　“杨还可以到公证处对已拥有2700万元资金进行公证，而不是对律师函进行所谓的‘还款公证’”，程认为。

　　不过，杨胜全也向记者表示，他借2700万元也是为万全城项目，楼恒伟应有偿还义务，而不是趁火打劫侵占他的25%股权。

　　检方以“职务侵占罪”公诉

　　如上所述，杨胜全认定浙商夫妇两次“侵吞”了自己60%（35%和25%）的股权。当得知该股权被转卖获利后，遂以“合同诈骗”报案。

　　该案经湖北省公安厅指定黄冈市公安局侦查，期间两次补侦，历时一年半。

　　2010年9月20日，黄冈检察院对该案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10月16日在黄冈中院开庭审理，北京和上海等多家主流媒体参与旁听，黄冈中院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分管刑庭的倪贵武院长也全程参与。

　　在庭审中，检方对杨胜全认定楼恒伟夫妇侵吞“60%股权”的说法，予以支持。

　　对35%的股权，检方认为，陈玉兰替杨胜全“代持”35%股权的依据，就是双方约定的分红比例。起诉书称：为了保证在签订协议时，万全公司固定资产现值不低于3000万元，负债不高于2650万元，杨胜全将其60%股权中的35%股权转让给陈玉兰作抵押担保。

　　“但后来陈玉兰却将其代持的35%股权变卖侵吞”，公诉人在法庭上说。而对25%股权，检方认为：“在协议约定的3个月内，杨胜全提出还款给恒源公司，并进行了公证，但楼恒伟拒不接受还款，造成杨胜全不能按时还款，于是恒源公司就占有了杨胜全的25%股权。”

　　因此，检方最后认定，楼恒伟夫妇利用职务便利，将100%股权以4.3亿元价格外卖的行为，实际侵吞了杨胜全的60%股权和2.034亿元股权款。

　　但楼恒伟的辩护律师认为，楼恒伟夫妇对股权的转让既不是 “职务侵占”行为，也不是“合同诈骗”行为，而是一种股东正常处置自己股权的行为。

　　“关键在于，100%股权都是依照协议和工商登记合法取得”，武汉律师谷峰说。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楼恒伟夫妇当时转让100%股权实属无奈之举。当时，由于杨胜全不断诉讼，法院将土地查封，致使项目无法运转，为防止损失扩大，浙商夫妇只得转让股权自保。且转让后，楼依然留在武汉善后。

　　此外，更令外界关注的是，在9小时的庭审中，该案的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等隐情，也逐渐清晰浮出水面。

　　庭审显示，有26名与杨胜全相关者参与作证，其中钟某的证言与有关证言的40个问答，标点符号均一致，“而万某、曾某和黄某的证言也大量一致，明显有串证嫌疑”，律师易淑华指出。

　　在法庭上，楼恒伟和陈玉兰声称受到逼供和诱供，陈还向法庭和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提供了4页自述《我的违心口供是在公安刑讯逼供下产生的》，详细记录了办案人员在陈患有腰椎综合症几近瘫痪的状况下，如何连续4天4夜不让其睡觉等经过。

　　律师谷峰当庭指出，楼恒伟有4次口供均在看守所审讯室之外获得，在羁押期间有30多天未被关押在看守所内，而且，6次审讯录音录像资料不完整。

　　一位黄冈律师认为，纵观此案的侦审过程，明显存在“重口供轻契约”的倾向。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针对上述反映，审判长表示已引起高度重视，并将在庭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