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之子：最最最多两年，爸爸也就回来了

夏健强把信纸叠成心形，画了三个快活的小人，妈妈让他写：爸爸，要坚持，我们永远爱你。 （南方周末记者王轶庶/图）

现在，张晶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睡得少，吃得少，瘦得像柴禾。 （南方周末记者王轶庶/图）

夏健强深信：最最最多两年，爸爸也就回来了。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夏健强的爸爸是卖炸串的，但妈妈从不让他告诉同学们。但后来，他爸夏俊峰卖炸串的事情传遍了全中国。

奶奶总抱怨爸爸不高，1米65的个头，工作不好找，当个保安都不行。但在夏健强心里，老爸是最英俊潇洒的，卖的炸串也是最好吃的，只是偶尔有点凶。

夏健强喜欢爸爸，爸爸手工特别好，会把红色的袜子拆了，编葫芦，编中国结。周末还带他钓鱼、捉蜻蜓。爸爸一根烟就能把鞭炮噼里啪啦点着，妈妈是胆小鬼，鞭炮都不敢放。

夏健强他爸生于1976年，沾了奶奶下乡返城的光，落户“共和国长子”沈阳市。技校毕业后，他进了一家防爆电机厂当车工（而今早已改造成大润发超市），可人生还没上道，就成了浩浩荡荡几千万下岗职工中的一员。

1990年代末，沈阳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下岗，不几年，差距拉开了：混得好的圈地炒房；一般般的有车有房；不如意者如他爸妈，结了婚还住在爷爷奶奶70来平米的回迁房里。

2000年，爸妈有了夏健强。

如果不是2007年，奶奶秀君膝盖骨犯病老往医院跑，爸爸妈妈是绝不肯摆摊当小贩的，他们撂不下这脸。他们宁可轮流去工厂、超市打零工，在劳务市场乌泱乌泱的人群里，萝卜一样被人挑。最终，在一位叔叔送了一辆淘汰的“倒骑驴”自行车、整一个玻璃罩子、上了货以后，炸串摊在家楼下开张了，离夏健强上小学的地方也近，方便接送。摆摊很累，爸爸妈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这工作也危险，最吓人的是蓝制服。一开始爸爸他们弄不清城管、警察、法院什么的，看到穿蓝制服的，便一股脑躲了。往往，哪个摊又被掀了，罚了多少钱，够这帮摆摊的大人唠上大半天的。

城管以外，爸爸妈妈也躲另一种人——儿子的老师。他们怕让老师瞅见了看不起这孩子，怕孩子在班里掉价。这个没落的庸常的工人家庭里，孩子就是一家人生命的光。

夏健强上学放学都有家长接送。爸爸喜欢把儿子举过头，放在肩膀上走回家。夏健强每个周六去少年宫学画画。他的画越来越好看了，总被表扬，还拿过“爽歪歪”之类的许多奖。他画苹果树，红彤彤的苹果让爸爸都想咬上一口。教画画的老师说，你们儿子多有天赋，送他去北京参加全国比赛吧。

一家人去北京？去趟天安门，爬长城，多少得准备一万块。那阵子夏健强发现家里“有钱”了，被窝里、书桌上、衣柜旁，总是散落着妈妈来不及收拾的毛币。按这个速度攒啊攒，不出三年，“就可以送强强上北京参加画展了”。

日子滚轱辘前进。冬天最难捱，凌晨零下十几度的东北天里，网吧门前等生意的爸妈冷得双脚直跳。有时妈妈冻破了脚，38码的脚，得穿41码的鞋。有一次爸爸端着油锅上楼，一个跟头把整锅油当头浇在羽绒服上……

家人眼里，爸爸乐天，最爱搬名人名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为了儿子，我什么都不怕”

2009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9岁的夏健强从少年宫学画回家，发现爸爸、那辆倒骑驴和好吃的炸串们都不见了。

那些天，问奶奶，奶奶唉声叹气。爷爷成天一句话不吭，呆坐在窗户跟前抹眼泪。妈妈是减肥成功了？一天比一天更像纸片人。她却是笑着说，爸爸去新西兰打工啦。

你骗人。小朋友夏健强本能地答，爸爸不会衣服不带招呼不打地走了啊。可他解不开这道谜，直到两个多月以后某天，他在楼下玩，邻居家丁丁跑来告诉他： 你爸上电视了，他拿刀扎人了！夏健强哭着跑回家找妈妈，妈妈抱着他哭成一团。妈妈红着眼圈说，爸爸跟人打架了，就像是小朋友不听话，要受老师惩罚一样。

爸爸被关小黑屋的日子里，家里起了变化。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有不认识的人跟着。只有乒乓桌大的客厅里多出一尊观音像和录音机，每天从早到晚吟哦着， 南无阿弥陀佛。吃饭时奶奶总要摆个空碗。妈妈把爸爸的衣服裹在枕头上，晚上抱着睡觉。卧室也满是菩萨像，妈妈把爸爸的照片放身旁，有时一跪好几个小时。

爱涂鸦的夏健强翻开妈妈的佛经，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笑眯眯的金菩萨，小手大耳朵，脸颊还有红霞飞，妈妈看了很开心，把这画跟那“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对联，一并贴在墙上。

春节了，爸爸还是没有回来。桌上枯燥的四个菜，香肠，一条鱼，炒蒜薹，炒鸡蛋。爷爷奶奶没怎么吃就回房间了。他知道他们是想爸爸了。妈妈陪夏健强下楼放鞭炮，过去她最怕这个。她深呼吸，点燃，跑开。“为了儿子，我什么都不怕，”越来越瘦的妈妈说。

院子很小，挤满了别人的爸爸。夏健强回家，在作文本的格子里写：我好想哭，大哭，可我不敢，怕家里人伤心。

妈妈说，他们都是菩萨

已经有两年多，爸爸没有回来过。妈妈像一台录音机，无数次倒带，向陌生的叔叔阿姨回放那个神秘的日子。妈妈不让夏健强在旁边。他就死蹭着不走，断断续续地听那个他去学画画的星期六，摆摊的爸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听说有城管结婚、要摆酒，天气预报说有雨，早上十点……嗷嗷一嗓子“城管来了”……妈妈端着油锅跑……城管白色带斗的汽车……蓝制服的警察找上门……

妈妈迷迷瞪瞪，大半夜才回来。家楼下，炒冷面的人问她，嫂子咋回事，说城管死了俩，是哥整的？她脑子轰隆隆炸了，回到家，奶奶蹑手蹑脚给她开门，用两根颤抖的手指再次印证了噩耗：两个。那时候夏健强已经睡着了。

出于一个爱看港台剧的妇女的直觉，妈妈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律师。那时她还不懂什么叫“正当防卫”，她以为杀人要偿命，但又隐约觉得不对。律师捎来了看守所里爸爸的话：家里没钱，别请律师了，好好照顾孩子和老人。妈妈又哭了，她给爸爸写了信。夏健强把信纸叠成心形，画了三个快活的小人，妈妈让他写： 爸爸，要坚持，我们永远爱你。

后来隐隐约约又听说什么“开庭”。他问妈妈，是不是开庭了，爸爸就要回来了？

妈妈也常常出门，有时去北京。

张晶努力不让儿子夏健强知道，那段时间她像精神病患者一样，气咻咻地守在本地电视台门口，想找把夏俊峰描述成杀人恶魔的制片人理论。她想去找受害人申凯、张旭东的家人道歉。申家四代单传，拒绝和谈的申母哭着打着，把她撵出家门。她进京上访，跟着拆迁的、砍伐占地的、蚁力神的在北京各大信访部门流窜， 终于折返，两手空空。她信了佛。终日一串佛珠挂手上，反复对自己说，不应有恨。有时儿子很不屑妈妈的信仰，在那儿叨叨，温和的妈妈突然脸就黑了。

2011年5月9日，二审落定，夏俊峰死刑，附带民事赔偿65万元。

上学的夏健强一无所知，他只觉得家里死气沉沉。他变得内向，不爱说话，不想和楼下的小朋友玩，只闷头画画。妈妈的脸色很难看，之后她又去了北京。

很多天以后，妈妈笑着回来了，带回一台三星的笔记本电脑。她说，这是一位律师叔叔送她的，用来和大家联系。夏健强很开心，以前他嚷嚷着要电脑，同学家都有，爸爸妈妈总说，以后买，以后买，“以后”终于来了，他可以用电脑玩游戏了。

妈妈不会用电脑，让楼下的大学生哥哥倒腾了半天，开始往一个叫“微博”的网页敲敲打打，把他从幼儿园到现在的画一幅一幅往网上贴。平日里她有意无意地哼歌：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之后那些天，夏健强听说了许多新名字，大眼叔叔李承鹏，拍《可可西里》的导演陆川，童话大王郑渊洁……妈妈说，他们都是菩萨。他开始翻郑渊洁的童话，对皮皮鲁和鲁西西兄妹印象很深。

通过“微博”，妈妈开始变魔术，总能给夏健强带来惊喜。妈妈问他，想去北京吗？于是暑假他第一次坐飞机去了北京，跟一个光头叔叔爬长城、学太极，还远远望见过郑渊洁本人。又有一天妈妈说，强强你可以办画展了！

夏健强：我啥都知道，我就是不说。

人们尝试着把夏健强的画和他的爸爸联系起来。他们说，夏健强的画里有一种不安全感。

他画动物。顶着王字的老虎拎着奄奄一息的兔子，兔子眼睛还贴了胶布。

他画人。黧黄的底子，两团漆黑的人影。有网友说，这是母与子，孩子挣扎着要投入妈妈的怀抱。

夏健强11岁了，小胖墩一个，长得虎头虎脑。他有点儿反对阐释，倔强地辩解，那明明是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至于小女孩大出一圈，那是因为他中途撒尿去了，捣蛋的同桌拿他的笔往纸上乱捅的。

画展在武汉、上海小规模举办。来的七成是专业人士，乃至人类学、哲学研究者。在上海，出于“扰民”的顾虑，原本要风光大办的画展被限制为内部交流。 小朋友夏健强不懂这个，他的兴趣都放在外滩和电影院上了，他特别喜欢《海洋》里软绵绵的水母。他开始动自己的小心思，他跟妈妈说，这么多和蔼可亲的叔叔， 做我爸爸多好。

从前，妈妈护犊，一直叮嘱夏健强回避着各色媒体，甚至新浪微博上的全家福，也把孩子眼睛打上马赛克，可那阵他好奇，赖在媒体跟前不肯走；这会儿他当了小画家，媒体全冲他来，他又不乐意了，连放学回家在校门口买个章鱼小丸子，也有照相机跟着，他只好翻个白眼：密探又来了。

夏健强更喜欢一个人画画儿，偶尔和同学进行一些原始的物物交换——比如一幅画换一个甜筒冰淇淋，或者一个QQ号。他有点“偏不先生”的劲儿。有时妈妈得跟他讨价还价：当着记者画画，表现良好，奖励玩电脑20分钟；要对着镜头扮大猩猩，丢脸丢大了，得玩30分钟才行。

妈妈总说：强强就是个小孩，啥也不懂。妈妈走了，他对记者辩白：我啥都知道，我就是不说。

那你说，爸爸在哪里？他摇摇头不说话，在作业本上刷刷几笔，画了几道竖栅栏，里边一个愁眉不展的小人儿。

他拿出自己的咧嘴兔子存钱罐，倒出一大堆一分一毛的钢镚，和模样怪异的小器件。他认认真真望着一把食指长的玩具剑——传说是《穿越火线》里的马来剑，说，要它是金的就好了，就可以换钱救爸爸了，听奶奶说，要赔人家六十多万不是？

“最最最多两年， 爸爸也就回来了。”

2011年入秋。风雨坛路和南乐郊路交界，夏俊峰出事的路口，小摊小贩们仍是自在地开枝散叶去，卖羊肉串卖光碟卖袜子的，电脑测字算命的。猫和鼠的追赶在轮回——“城管来了！”

好在历史总在进步，至少，城管再不掀摊子了。

死者申凯和张旭东的家人在等待烈士称号的评定。他们换了电话号码搬了家，离媒体和公众远远的。

夏俊峰的家人在等待死刑复核。夏母秀君不停问儿媳妇，案子怎么样了？但她又怕。她一听到开庭、宣判这样的话就直哆嗦，“没消息也好，至少知道我儿子还活着。”

现在，张晶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睡得少，吃得少，瘦得像柴禾。二十年前，她在老家抚顺四方台村立下志向，“再不搁农村呆了”，打拼了半辈子，她却在满心向往的城市化进程中感到窒息。

9月初，她回了趟老家。晚上她对着满天星空哇哇地哭。

张晶时而乐观，又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下定决心，如果死刑核准，等孩子大点，问起来，就说爸爸在监狱里犯心脏病，没了。她朴素地希望孩子眼里的世界永远是美的、好的，乖乖长大，报效国家。

夏健强不懂什么是死。奶奶说，死了，就是一个人躺着睡觉，不吃饭，再也不来了。他想象，人死了无非就是变僵尸了，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那些垂着脑袋一瘸一拐的小妖怪。

可他不需要管这些，他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天天画画。小朋友夏健强深信：最最最多两年，爸爸也就回来了。那时候，他还要骑着爸爸当大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