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全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

　　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全场活跃）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

　　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

　　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全场活跃）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热烈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笑声，全场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提升使贝利亚感到恐慌。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谣传材料送给斯大林的。

　　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无辜受难的人现在已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光荣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荣誉。此事的伪造者阿巴库莫夫等人已交法庭，在列宁格勒审判和受到应得的惩罚。

　　会有人问，为什么现在才来搞清此案，而不在以前，不在斯大林生前使无辜的人免于牺牲呢？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处理“列宁格勒事件”，当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不了解案件情况，因而无法干预。

　　斯大林接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某些材料后，在没有研究这些假材料的情况下，就指示审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案件”，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关于据说在格鲁吉亚存在的民族主义组织的案件也是有教益的事。大家知道，对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在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未经政治局事前讨论，是斯大林亲自写的。这些决议包含了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诬告。根据这些伪造的材料断定在格鲁吉亚似乎存在着民族主义组织，目的是要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据此逮捕了格鲁吉亚许多负责的党和苏维埃干部，以后经查明，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污蔑。我们知道，在格鲁吉亚和其它共和国内，曾有过当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问题是，在通过上述决议期间，民族主义倾向是否已发展到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并加入土耳其的危险程度？（全场活跃，笑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很难想象人们脑子中会有这种念头。大家知道，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格鲁吉亚在经济和文化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较革命前增加26倍，共和国内新建了革命前所没有的许多工业部门，如黑色冶金、石油工业、机器制造等。文盲早已消灭，而革命前格鲁吉亚的文盲占人口78％。把自己共和国的情况和土耳其劳动者的贫困状况作一对比之后，格鲁吉亚人会希望和土耳其合并吗？1955年，格鲁吉亚钢产量按人口计算，是土耳其的18倍，格鲁吉亚电力生产按人口计算九倍于土耳其。按1950年人口调查材料，土耳其居民有65％是文盲，而妇女则为80％。格鲁吉亚有19所高等学校，约39000名大学生，是土耳其的八倍以上。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内，格鲁吉亚劳动者的生活大大提高了。显然，随着格鲁吉亚经济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依赖的基础日益消失了。

　　事实是在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人，成了专横不法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格鲁吉亚人对自己同乡喜欢称呼的“格鲁吉亚伟大的儿子”、“天才”的斯大林领导下做出来的。（全场骚动）

　　斯大林的专横不仅表现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