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演讲：

《当前刑诉的若干热点问题》

(全文)

陈有西

   [陈有西按] 这是我8月27日在河北邯郸“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暨“燕赵法律讲坛”上的一个半小时演讲。500多与会律师和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贺卫方教授的对我的演讲的精彩点评，本网十多天前发表后，很多网友留言要求我发表我的演讲全文。前天收到了《民主与法制》社发来的现场速录稿，我经过了两天出差期间的零星时间的认真校对，加了小标题，今天奉献给大家。

   正好全国人大在征求《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的修改意见，发表这篇演讲是有一定意义的。我已经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刑诉法修改要优先保护人权》；在《东方早报》发表了《死刑复核程序应从核批改为审理》；在《京华周刊》发表了《答记者问》；昨天在《青年时报》发表了整版答记者问：《刑诉法修改需要一种大局观》。下周一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将发表我的深度思考《刑诉法修改的若干重要问题》，下一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将发表我的邯郸演讲采访；《人民论坛》杂志也在约我写一篇大稿，还没有完成。我期望通过这阶段的没日没夜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刑事司法的科学、文明、进步，尽点微薄的力量。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本文允许转发、转载。

    主持人宋振江：（河北省律协常务理事）

    各位学者、律师:

    大家上午好。

    咱们今天的时间安排比较紧张。现在坐在演讲台上的是鼎鼎大名的陈有西律师，陈律师的各种头衔不用介绍了，只简单地介绍一下我对陈律师的印象。

    我对陈律师的一次比较深的印象，是今年7月1号和2号，在本《讲坛》的第一站成都站的时候，陈律师讲过一句话，律师要自在自为。这一句话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陈律师的学养很深。因为我们的讲坛是技能和潜能，潜能有一些是已开发的，作为储备用的，有的是待开发的。陈律师已开发的学识确实功力很深。自在自为，是德国一位哲学家的命题，我们现在看到的陈律师已经表现出来的，只是他学养的冰山一角。

    现在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律师演讲。

陈有西：

   谢谢振江律师的隆重推介。

   更要感谢《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的再次邀请。桂明总编是人到哪里，红到哪里。从《中国律师》到《民主与法制》，又把这个论坛搞得这样红红火火。这是第二场论坛，比成都那场到会律师更多了，论题也更深入了。比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更有吸引力，人大第二期刑辩高级研修班报名的，都没有这里多。人大律师学院学员都被这里吸引过来了。上午胡云腾主任和陈卫东教授的演讲，大家反响这么热烈，拍照粉丝这么多，这是好现象。如果中国多些法学家被粉，象电影明星姚晨一样粉丝上千万，大家都粉我们的律师、专家学者，中国就有希望了，所以这是好现象。所以，邯郸给我很震撼，昨天有四五百人，不枉我昨天半夜长驱五个小时赶来，凌晨一点才到。因为昨天在北京参加了个很重要的会议。今天很荣幸能跟卫方教授一起给大家做讲座，同他同台演讲，这还是第一次。有那么多资深的大律师，包括桂明刚才说要打分，有一点紧张；还有卫方要点评我，所以我诚惶诚恐。这是开场白，先谢谢大家。

立法权争夺,实质是观念交锋

    大家知道，最近的热点就是刑诉法的修改。前天，《南方周末》约我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刑诉法修改的关键性问题，南方周末帮我改了一个更鲜明的题目：《刑诉法修改要优先保护人权》，这更有冲击力。明、后天的《东方早报》，也约我写一篇《死刑核准要从核批制改为审理制》，关于刑诉法死刑复核程序如何细化的问题，还只是腹稿。昨天晚上搞到三点，准备今天的讲稿，因此此文准备今天回北京的路上写。

   《南方》这篇文章，我讲了四点内容，一个是刑诉法的修改需要大局观，需要公安、检察、律师界，还有法学教授，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立法专家，达成一种共识。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参加过好多高端的刑诉法的研讨会，包括中英、中欧的国际性的研讨会，跟高检、公安部的专家都有一些交流，听了他们很多的观点。包括田文昌大律师，和其他律师，私下我们感到，同公安、检察的同志没有共同语言。一谈到刑诉法就要吵架，我们北京的一位女律师，很优秀的，说着说着就说哭了，最高检个别专家说的一些观点，确实有些过分。观点分歧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学者，太有门户之见。我们老是坚持律师的观点，我们也会觉得过分，但是有时候，觉得他们有点欺人太甚。

   在立法方面，刑诉法修改，15年前出台以后，高法搞了司法解释，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高法要审判。高检也搞了一个规则，公安部也搞了一个规定，还有高检公安部大量的具体答复，把刑诉法讨论中否定掉的一些东西，他们自己加回去了。最后不得不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再搞一个“六部委刑诉法规定”进行协调。刑诉法的立法权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法庭上律师为辩护人的争夺，很多问题上，其实都可以在立法讲台上进行争论。所以有时候律师跟公诉人争的面红耳赤，争到最后，根源是立法本身的缺陷，并不是司法实践中能够解决的。所以，一直需要有一个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就能够达成共识

    我在体制内的时候，做过各种岗位的工作，我们的京衡律师集团里，也有从事过各种政法工作的律师。有公安机关过来的、有劳改局、安全局、法制局过来的、检察院、法院辞职出来的都有，我们所里公检法司全齐了，可以有各种思想观点的交流。我自己干过公安、政法委、法院，但不会用余权影响力去办案，象外省的李庄案、广州的为澳大利亚企业家辩护的案，都不是浙江的，没有任何关系资源可用。但是，有这些政法工作经历，对影响思维模式、换位思考很有用。我知道公检法为什么会这样想。知道这个体制的运作规则，知道侦查终结报告怎么写，起诉书怎么写、怎么归纳，到法官的审理终结报告，还有判决书，他的思路怎么来的，合议庭有那些观点，审判委员会会有哪些观点，将来有哪些问题，都能够了解一些。作为律师很会换位思考。体现在立法中的较量，干过这些的，他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高检、公安部的立法专家，是很有水平的，可惜他们没有干过律师，不会知道律师怎样想，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反对某一个条款，甚至他们会庸俗化地理解律师在争的就是为了多要权，以便多赚钱。如果他是从律师干出去的，很多外行话就不会这样讲。我跟田文昌律师有时听了他们的观点以后，就只有摇头，没有办法同他们有共同语言。这次刑诉法的修改，田文昌主任提出来，能不能给律师多几个名额，参加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讨论？他们不同意。到现在，这么重大的法律修改，搞的神神秘秘不公布，要求多几个律师名额都不肯，就公安部、高检、高法，一些接近高检的学者，很小的圏子。宪法都是公开讨论的，刑诉法有什么不能讨论的？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把立法当做权力来争夺，就是不能让大家知道。说得难听一点，不能讲分赃，就是分权，关起门来分，没有必要。

死刑案要坚持少杀慎杀

    所以现在刑诉法的修改就体现了观念的碰撞，好多不是个人意见，就是门户之见。没有换位思考。我们法官、检察官要从律师角度来看看，受过这个苦，就会明白。比如大热天，有空调的法庭进不去，大太阳下晒着，审判长说八点半开庭，八点二十五分法院大栅门还关着，门卫不让进，进去之后，审判长还训你怎么迟到啦？如果他自己做过律师，受过这种欺负，就不会如此官僚。换位思考很重要。

    所有的检察官、死刑法官、应当去看看刑场执行。有的法官一辈子审了很多死刑，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行刑。见到过那种场面，他才会真正敬畏法律，慎用审判权。死刑辩护当中，我们为什么主张废除死刑，或者减少死刑？我在公安厅当警察的时候，在预审处，处长说，你以后要做警察了，那个场面应当去见识一下。“严打”第二网，执行20个死刑犯，公判大会后刑车开到刑场，小红旗一挥，枪就响了，脑浆飞出来。二十个人，倾刻就没了。这对我是一个极度的震撼。以国家法律的名义杀人，原来也是如此的残酷。我在高级法院担任院长秘书，“严打”忙时也帮助刑庭办案，审的就非常细，二审有时还去犯罪现场。有一个防卫引起的杀人案，查明肇事起因，查明刀伤角度，查明现场打斗经过，证实七人打一人，被害方过错明显；尸检查明是挥刺伤，而不是一审认定的直刺胸部；查明除夕夜被告是亲属陪同叫拖拉机拉到公安局主动投案，半途遇公安带走，派出所报功说是除夕夜追捕抓获。这样的情节，一审都故意忽略了，因为“严打”期间，一人被杀了，就要抵命，这些情节都故意不去查了。中级法院就判了死刑。到高级法院二审加复核审，我认真阅卷、实地调查才发现。但当时也是不主张法官调查的，现在坐堂问案就更不会去查了。严打案二审，当时也不开庭。马虎一点，这个被告命早没了。当时死刑权在高院，自己就可以核准，命令下去七天内，就执行掉了。这个案件我认真审理后写出审结报告，合议庭一致同意改死缓，审委会也一致同意合议庭意见。因此，主审法官的价值观和法律思想底蕴非常关键。

    我参加审理死刑案，我办案时坚持少杀慎杀是发自内心的，那场执行对我心灵的冲击非常大。 现在我作为刑辩律师也非常受那个场面的影响。作为一个死刑法官，和公诉人，有没有去看过那种场面，是绝对不一样的。用国家的名义杀人也是杀人，罪犯杀人是犯罪，国家杀人是什么？我们是同态复仇观念，用抵命来恢复社会公正。没有去想用国家法律的名义杀人对不对？死刑是非常残忍的，只有看到那种血淋淋的场面，才会很震撼。

    所以有时候，很多关键的问题，不要站在门户之见上看问题。如果都可以换位思考，很多事情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我们的阅巻权、会见权、当庭质证权，都不是为了律师自己的权利，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嫌疑人的权利。有时还包括公检法那些人的权利。前天安徽阜阳临泉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党组书记受贿案来找我，家属要求我作无罪辩护。初步审查了材料，非常有问题，但我听了后没有接。因为材料显示，刑讯逼供非常严重，很多情节是虚假的。二审十多个被控行贿的警察和证人当庭作证，都受到了纪委和检察院的折磨，虚假口供。高级法院发回重审。这样一个身份的人，搞到这个地步，这个案背景已经不是一般的复杂。安徽我已经有两个无罪辩护了，沙河酒业亿元税案无罪案；池州法院两个企业家无罪案；我再去办第三个，我又会被指为“无罪律师”了。我请他们去找杨金柱，金柱他接了。一个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开庭时大喊冤枉，指控受到严重刑讯逼供。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看，真是血泪控诉。这个案子告诉我们，刑诉法保护的是所有人，不是保护坏人的。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并不是永远强势的，你自己也可能沦为阶下囚。如果刑诉法不能保护普通公民，那么说不定那下一个被侵害的，就是你自己。

希望听到公安、检察的理性声音

    我2003年去浙江一个市辩护，九件职务犯罪案，法院一审判决后，检察院抗诉了五件。二审法院驳回四件，一件采纳抗诉加一年，采纳我上诉意见减半年，只加了半年刑。也就是说检察院五案抗诉，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法院大量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后几个案，我去出庭，检察院组织全市各县公诉科检察官进行观摩，研究为什么总给律师抓住证据漏洞。说怎么又是这个律师来了。检察院对家属说，你们怎么又找这个人，我们内部对这个律师很有意见，请他你们没有好处。我理解他们的反感。我在打击腐败，好不容易把这个腐败分子送上法庭，被你律师一搅和，判不了了。但是很巧，后来有一个检察院反贪领导的直系亲属也被控受贿，来请我辩护。检察院内部觉得很没面子。但这位检察官说：其实我们内部对你很佩服，你是真正负责的有水平的律师。讲事实、讲证据，现在我家碰到这个冤案，一定要帮帮我。所以有的事情，角色是经常互换的。换位思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防止错案，律师是在帮助公检法把关

    但可惜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当中，从公、检系统我们并没有听到非常理性的声音。当然学者不错，法院很理性，人大也很明白。还要感谢陈光中教授他们非常客观、中立的法学家，他们是为法院、律师讲话的，其实是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讲话的。真正的提高刑事案件的辩护质量，是在真正帮助法官。

   现在死刑案子收回最高法院，没有办法再批评省里和推脱责任了。杀错一个就是最高法院的责任。因此他们天天坐在火山口上。以后他们没有办法逃避了，有一个案子杀错，都是最高法院下的死刑执行命令，你逃得了吗。

   最高法院对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死刑案子的证据规则的出台，为什么会这么积极？为什么改变了原来的刑事审判标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可以判？要求排除所有疑点才能判案？就是为了保证审判不出差错，保证刑事案件的质量。现在法院强调细节，要求所有的合理怀疑都应当排除。因为他们法官坐在火山口上。你律师帮助把好关，我就不会杀错人，我就没有刑事责任，刑讯逼供就要盯住，所以法院跟律师的立场是一致的。

   有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开庭中不尊重律师，经常训斥律师。我说你在干吗，我们是在帮你把关，你还要跟检察院一起训律师，你是不是想故意判错案子？有的法院朋友见面，我们还说，我们越刁难，对你们法院越有好处。你怎么跟检察院一样，要我们不要讲话？因为中国的司法程序，在加上网络博客的力量，有那么多冤假错案的公布，是触目惊心的。

   你现在骂法院，他也不吭声，因为说话会引火上身。文强一审的死刑法官，写了死刑审理日记，公布出来一看，就满眼是错误，包括“未审先定”、“内部干预”，就出来了。里面漏洞的东西太多，见不得太阳，司法是最要公开、公正的。因为公开了他就没有办法搞名堂，搞暗箱操作，就能够迫使他严格依法办事。

考虑刑事侦查机关的难处

    我的文章写的，不会真的象演讲这么尖锐。为什么这样严厉的批评？为什么没有一个法官敢出来批判我们？我希望他们跟我们观点交锋。只有在交锋当中，大家才能明白真相。现在法院采取的是鸵鸟政策，不敢说话，把耳朵堵起来、把眼睛捂起来，不说话。因为一方面，法官要慎言；另一方面好多案件不公正，是故意的，他没有办法公开说。有些是权力非法干预的，错案是明摆着的。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越解释越说不清楚。

    所以现在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我们律师也要为律师、检察官、公安思考，考虑他们的难处、考虑社会对破案的压力。群众会上访、闹，好多冤案是被害人方闹出来的，本来想不抓，但是老百姓去上访，为了维稳，公安局就去抓了。所以有些错案，律师也要理解警察、法官、检察官。但是他们也要理解律师。我们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是共同体的关系，刑诉法的修改需要达成共识、要有一种大局观。没有共识，法律共同体的概念没有的话，是产生不了文明的、兼顾均衡的刑诉法的。

必须清算鉴别前苏联刑事司法遗产

    当前的修改，重点是界定警察权界线，大力加强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为中国现在的刑诉法，带有非常浓重的专政色彩；带有浓重的阶级斗争、前苏联最高检察院带给我国的极左的影响。检察强权，刑事审判军事化，用军法法庭审判社会性案件，杀了大批中央委员，军队中的将领。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一次次的路线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做法就写进了我们的刑诉法。我国的《刑诉法》的血管中，留着前苏联的血液。真正的第一，打击是第一，保护人权只是第二的。

他们认为，什么人权？虚假的、虚伪的。法律就是斗争用的，镇压用的。我们诉讼法的观念，包括大学教育，我们法学院，从进大学，从初中就开始教，法律是统治者的，法律是镇压用的。在这样的法理学思想下产生的刑诉法，就是打击观念占据一切的。我们检察系统、公安系统的同志，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意识，从基础开始就是错的。法律是首先保护人权的，我打击犯罪，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人权，我灭了罪犯，是为了人民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司法程序当中，绝对不能误杀无辜，要保证司法公平正义，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暴力革命是不要法律秩序的

我们很长时间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用打击建立政权。我们的恐吓，从新建国开始就是这样的。我们新中国最早立的刑法规范，就是《镇压反革命条例》，因为革命战争就是暴力战争，开公审大会，该不该杀，大家就喊口号，举拳头，拉到村口就杀了。暴力革命是不要程序的。没有辩护权、上诉权，被告是根本没有权利的。不需要，战争当中产生的法律就是这样的。

我们建立政权以后，并没有马上像汉朝刘邦、公孙，箫何一样，起草法律来治国，我们是废除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而不是起草。三十年不用法律治国。刘邦的时候，是“约法三章”，汉书里怎么记载的？“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去除秦法。”第一是杀人罪，杀人抵命，所以杀人抵命中国人都知道。“盗”不是盗窃，古汉语是指强盗，抢劫。故意伤害罪、抢劫罪，都要抵罪，都被判得很重。其他的，全部去除“暴秦”的法律，这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废旧法，你要立新法，你不能无法无天治国。国民政府的律师，被作为反动旧法人员，下岗，打倒，70%打成右派，作废。所以我们建国初期，是没有法律的，只有政策。不要法律，然后我们恢复的法律，就是镇反条例。还有一个婚姻法，因为革命带来社会关系大调整，社会阶层贫富重排，互相通婚，婚姻要自由，老婆要换，地主小老婆要嫁给雇农，家庭也要重组。新婚姻法于是就出来了。婚姻法，是婚姻家庭法，中国共产党《民法通则》是直到80年代才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三十年过去了。此前只有婚姻家庭法。公有制下，共产，民事物权、债权都混合了。没有必要有法律。大家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这样？

苏联人民检验抛弃的东西我们死抱着不放

为什么修法要限制警察权和检察权？从1958年反右以后的历史，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历史就是强调公权优先、强调镇压优先、强调专政优先，对民权的保护、人权的保护是非常漠视的。

我们的刑事法，一看就满眼是问题。所以在法庭上跟控方斗，自然有火药味。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从进检察院第一天起，就受到这种观念的训练，他就是搞斗争的，不是搞保护的，他跟我们肯定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刑诉法的修改，必须限定检察权，警察权。我们传统上，社会内部矛盾的处理，不是依照法律程序，是依照军事战争时期立即枪决的方法来处理。

前苏联已经解体，这一套他们已经扔了二十多年了，苏东事变已经发生了。1989年后，他们20年大踏步的往前走，但是我们还在批判他们，代表他们为他们“感到痛心”，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反面害怕他们的做法，在死死守住。总结他们的教训。根本不敢承认这才是他们人民自己的选择。卡扎菲完蛋了，古巴、越南也越来越开明了，现在维持纯洁性的就我们了。把已经灭亡的苏联的那套东西死死的继承下来。我们的检察系统、公安系统，根本没有反思这个问题，毒素没有人去过滤。

所以我在人民大学演讲的时候，六分钟演讲，就提出要反思清理前苏联的法律思想遗产。我们法理思想里面，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那我们法律第一线的律师，我们的检察官，是解决不了的，这是基本理论的问题，还有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每一次立法的动因都很好，起草的文稿都写的非常科学文明，但是一上人代会，让那些旧思想的人一审查，就会改得面目全非。

立法要防止进一步退两步，形进而实退

在思想观念没有解决的前提下，我们的立法往往会进一步退两步，形进而实退。比如我们的律师会见权， 97刑诉法修改前，没有任何障碍都能见到。没有警察陪同。警察监视会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有《律师法》以后严厉起来的。我们的立法动机，本想要得到权利，结果是进一步退三步不是退两步，到最后你想要的权利没有得到，原有的都反而消失掉了。

我再讲一个例子，技术侦查。技术侦查最早是谁极力主张的？是朱孝清，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我们曾经很熟，他在浙江省检察院担任研究室副主任时，我是省政法委书记秘书，高院办公室副主任。他在检察理论上是很有造诣的。他研究刑讯逼供那么严重，怎么办？因此主张搞全程录像，高检系统向国家财政要很多钱，把这套录像系统搞出来。这是一个进步。因此他的动因是好的，防止刑讯逼供。但是结果执行得怎样呢？基本没有用。

开始时审讯不搞全程录像，而公安看守所录律师，律师的一举一动都录，各地一样。李庄案，重庆看守所作证说，看守所从不录像。因此没有办法证明是龚刚模先说有刑讯逼供，是李庄先引诱的。我给浙江看守所长讲课时讲到重庆看守所说没有录像这一点，大家哄堂大笑。现在检察的录像也是这样，我们律师要看凌晨一点种、两点种这段时间段的，拿出来，反贪局说，这段录像坏掉了，没有了。刑讯逼供搞得非常惨，三天三夜，五天五夜，最后没有办法忍受，愿意交代，给你换好衣服，大便擦掉，水给你喝，烟给你抽，然后说，我们有没有刑讯逼供？没有？没有那好，我们现在开始录像。我们有没有违法审讯？没有，你们很文明，是依法的。那好，你写下来，你《自白书》中也这样写，录像中也这样说。有没有打你？没有没有。法庭上，他就把这个录像放给你看。你还说我刑讯逼供？你律师、被告不是诬告吗？法官于是当庭认证说，没有证据证明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现象发生，被告和律师的控告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很多真相就是这样的。

因此，好的一个立法措施，在歪嘴和尚嘴里，立即变味了。看到过太多这种事情，绝对不是我们故意说检察院。有一个县级市反贪局副局长审讯打人，手打痛了，坐被告对面用脚上的皮鞋面打。法庭审判时，被告七尺男儿泪流满面。这个被告有罪判决后，已经不知什么原因死在监狱里面。这个副局长现在也调离了。

摸胸门，中国人会谴责谁？

    这种现象，怎么样产生的？我们加强技侦证据效力，普遍监听、监录，会有怎样的后果？监视法定化、合法化、公开化。我在公安局的总指挥室里面，可以看到全城的街道路口情况，哪个街角哪个小姑娘搂在一起，全都能看到，高清度，有时细节一清二楚。我们有的城市50万个摄象头，作为一项政绩在宣传。全民被监控，这会是一个什么国家？我们的街道办的大伯大妈们，还很拥护欢迎。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经历文艺复兴阶段，没有人权启蒙，人身权、隐私权意识还没有觉醒。如果我们《刑诉法》里规定了偷拍偷录证据的法律效力，中国的危险就不只是警察国家，还会是特务国家。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危险。因为我们中国对人的隐私的保护，从来是非常漠视的。

法国、英国都发生过抗议大街监控头太多，老百姓上街游行的事件。侵害隐私权，在西方国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默多克的时代报业窃听门事件，都能够导致重大丑闻，企业倒闭、总统倒台。他们的人文基础，人的启蒙，对人性的尊重，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成果，是从血液里就有一种人的尊严的保护，所以他们国家议员，这个观念非常强烈的。英国首相提出要加强监控，他在议会根本通过不了。

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的监控头，每个家门口装四个才高兴，老太带上个红袖章，全民联防，很支持，这样小偷进不来了。支持监控头，监控头越多越好的。没有觉得这是我的隐私权，我的一举一动，没有犯法，你不能随便监视我。

这次“高速摸胸门”，网上传得很厉害。当然这个行为是不好的，高速公路上不专心开车，搞小动作，应当行政处罚，但是你不能把他泄露到网上去，这是一种严重侵权行为。这个警察和监控公司应当追究责任，民事索赔都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国，你敢告吗？社会上会把这两个人骂死。你小姑娘跳河去吧。谴责的不是泄露的警察，而是谴责你的摸胸门。有的人还解恨呢，就是要把这种丑事曝光，你一摸就把你曝出来，让你以后不敢再摸。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环境。中国的隐私权的权利是没有的。

我们有的人说，我们技术侦查，限于几种特定的对象，经过严格的审批，不会扩大的。这是很天真的想法。中国的公权力，你只要给他一条细缝，他就可以撕成一个大窟窿。如果这次立法，主张监视证据法定化，将来我们中国的公安局、安全局、反贪局，会大量扩张这个权力，13亿公民的隐私权利将被严重干涉。

加强科学证据、客观证据、物证的作用，不依赖口供，这样能减少刑讯逼供的现象，所以动机是好的，种的是“龙种”，但是将来收获的，肯定是“跳蚤”。是对我们全体公民人权的进一步破坏。我们现在全国人大讨论当中，有一个人大常委提出来吗？有一个高法、高检、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专家提出来吗？没有。相反有的专家还评价很高。而一些学者提出来了。我在在《南方周末》的第一篇评论中提出来了。社会评价说这个问题说得好，非常有力度。上海《东方早报》说再给我们也写一篇，关于死刑复核程序怎么设计。今天我回京的车上就写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防止改劣，形进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