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滥用程序权力现象非常严重
在人权非常落后的国家里，很多科学的文明的的设计，收到的结果往往是相反的。小小的法律漏洞，执行中他会扩大到无穷大。执法本身就是一种公权优先，不是保护人权优先，不是从非常理性的善意的来理解法律。
比如说一个检察撤诉权，最近我在广州中级法院，为两件澳大利亚人的案件辩护，开过两次庭，宣布定期宣判，昨天法院来通知说，这个案子又延迟了，检察院要求补充侦查。两个案件法院都开了多次庭，都严重超过二个半月的审限，还是国际性的涉外的案件，也都这样拖。延迟的理由是检察机关要求退查，检察院有退查权吗？刑诉法规定里没有。高检自己的规则里面，把刑诉法拿掉的权力，自己规定回去了。下面就滥用这个权力。
还有一个，就是即使不按法律，按照高法、高检的司法解释规定，撤诉的案子，没有新的事实、新的证据，不得重复起诉，如果重新起诉，法院不得重新受理。因此撤诉等于无罪，没有新的事实证据就没有办法再起诉。但是我们现在审判阶段停下来补充侦查，比比皆是。公、检、法串通在一起违反法律的时效规定，一个案件法院就可以审上一年多。二个半月的一审期限，大量地被违反了。而且没有人可以去追究，因为是他们有权追究的人，自己在违法。歪嘴和尚念经，念到什么程度？检法一起恶意理解法律。刑诉法没有的，高检可以另外规定出来；高检严格限制的，下面具体执行时恶意理解，在执法环节中，把权进一步扩张。公开篾视法律。现在我们有些程序，刑诉法明确规定的时限，经常被违反，一年都结束不了，两年都结束不了。而人就一直关着不放。
除了检察院要求退查，法院可以借口延长，还有一个，就是要求律师配合，帮助申请延长。这样就是律师帮助挑责任了。法院一个司法解释里面，有一个规定，律师申请的话，可以不计算在他的审限内。我参加办的有一个共同犯罪案，五个被告律师都无罪辩护，法院为了延长时效，要五个被告的律师分别提延期举证申请。我这个案子实在忙不完，律师帮忙一下吧，律师为了不得罪法官，人也取保在外没关着，就配合一下，写个延迟申请。律师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延迟，无罪辩护，及时判决就是了。五个律师连续不断的申请延迟，这样就搞了五个月。还有一个案子，人是关着的。一审的律师为了帮助法院，也进行申请。二审律师发现了，告诉了是律师申请延长的，被告才明白，被告和家属都大骂一审律师，你这个律师跟检察院、法院勾结，我说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故意恶意拖着，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原来是你律师在搞鬼，就跟律师吵架。其实是法官要求律师帮忙，法官忙，没有办法及时判下来。
立法要扎紧篱笆防范恶法条入法
有的法，形式上好象是在改进，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以一种公正之心在理解这个法律，不是以善良公平正义的心在适用我们的法律，很容易把好法律执行成坏法律，小漏洞变成大漏洞。
所以立法的时候，要扎紧篱笆，不能有一点的漏洞。当然，立法不可能穷尽防范所有的恶。刑诉法不可能写两千条吧，所以好多东西还是靠法律人的修养，以善良之心去执法，以公平正义之心去执法，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贺教授他们的责任，要把法学院的学生教好。当然后期“染缸”染坏了，他也就没有办法了。大家有一个怎么样公允理解法律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
李庄案北海案的律师牺牲不是没有收获的
还有一个，是解决已经发现的一些实际问题。有哪些实际问题呢？我也点一下。比如律师会见自由，不受监视的权利，这次修改巩固了《律师法》的进步，可能能解决。《律师法》和《刑诉法》不用再打架了。按照现在的草案，将来警察就没办法再陪同了，但是有几个“例外规定”，同样很危险。我们往往例外成了普遍。
这两年的李庄案、北海案，对刑诉法修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的律师在冒风险，我们这样冒险的成果还是有的，北海的律师还被侮辱了，被打了，被搜查了，我们付的这一些代价，是有意义的。我们为中国的法制建设，付出了我们的汗水，付出了我们的风险和牺牲，但是换来了全民法制观念的进步。通过这些全国关注案件的真相的不断披露，媒体和网络的不断报道，大家对中国刑辩律师的生存状况，对中国刑事辩护的真相，都明白多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对这些事件是重点研究的。李庄案、北海案，为刑诉法的修改提供了最好的活的样本。我们把所有的漏洞、问题都解剖、暴露出来了。让你高检看到，公安部看到，你下面的警察，是这样在歪曲执行法律的，是这样歪嘴和尚念经的。到了法院审判阶段，警察都在这样非法刁难律师。公安高层看到这样的现实，一定会非常震惊，他们知道乱，但不会知道下面乱成这个样子。所以李庄案子和北海案子，最大的意义就是用活的案例，让你高层立法庙堂里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律师是在怎样的受苦受难。这个受苦受难是为百姓，也包括公安、检察院、政法委内部的同志，因为目前内部人员犯罪很普遍，一不当心这些这样搞律师的人，自己就有可能沦为被告人、嫌疑人。所以这一条，不得限制会见、不得监视律师这一条，基本上高层没有任何的异义，肯定是会同意的。这次应该能够通过。
“国家秘密”的外延不能随意扩大
但是现在一个倾向是，国安部门、密侦部门、纪委部门、反贪局，想拼命扩大“国家秘密”的外延，不让律师及时会见介入。什么都往国家秘密上靠，贩毒也算，涉黑也算，贩毒、涉黑算什么国家秘密？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颠覆政权的，把宗教信仰也理解为国家秘密，这算是什么国家秘密？这是公民基本的宪法权利。因此这一条仍然要高度警惕。有关神秘部门也不要光从办案方便角度去着想。
我们有的安全、公安、检察部门，办的不是颠覆政权的罪，恐怖犯罪，不是政治性的犯罪，也把外延扩大了。扩大了就可以不让见律师，可以不通知家属，目的无非就是自己办案方便。这就缺乏了一个最有力的人权保障的篱笆。见不到律师，就无法得到法律帮助。我亲眼看到一个看守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手脚就大字型的铐在栅栏上，就是一个信仰类的案，没有犯什么罪。如果她有见律师的权，能够这样搞她吗？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第一线办案的人，把真相原汁原味的公布出去，就会引起高层的注意，社会的注意，就能够推进国家法制的进步。
所以有人对我说，你干吗写那么多文章？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为什么不歇歇？我经常累到晚上两、三点还在博客上，我说我恨不得一天当三天用，我做过这么多岗位的工作，有很多的感受，像我这么能够全面感受的人还不多，我不讲谁讲？我恨不得一天有三天时间，把这些观点讲出去，所以任何邀请我讲学，我基本都答应。像今天很高端的专家会议我来讲，实际上派出所让我去讲我也讲，我就想传播我的理念，这非常重要，达到共识以后，才能产生文明的法律。
律师伪证，公安检察无权认定
还有就是律师辩护期间，应当有不被侦查伪证的权利。案件都没有结束，法庭都没有质证判断证据，你怎么证明你公安的证据就是真的，我律师的证据就是假的？你要等证明我假的以后，再来抓我，不能还没有审判，就先由你公安说我的是假的。
像北海的案件，情况是非常恶劣的。法院开庭后，中途休庭，故意拖着案子十个月不判，让检察院退查、公安去抓证人。把证人关起来不放，逼着证人诬告律师，说律师引诱伪证，再来搞律师，四个律师抓得一个不剩。你不能这样搞！是你在刑讯逼供搞出假口供办了错案，还是我律师搞伪证？你法院都没有判，怎么能够由你公安来确定谁真谁假？你应该是被审查对象啊，你怎么成了法官了？
所以对律师的伪证认定，也应该是在案子诊断以后、确认以后再决定。而且这个认定的主体，必须是法院，你公安、检察没有这个权。因为你同律师是对立的，律师是揭露者，刑讯逼供一认定，你公安就是犯罪嫌疑人，应该你被抓，你有什么权力，反而来查律师？我们刑诉法对权力的配置，程序的设计，是非常荒唐的，为滥用权力、迫害律师留下了空间。
律师的阅卷权经常被变相剥夺
起诉期间律师完整的阅卷权的问题，也是这次修法要充分关注的问题。我这个月，在广州中级法院辩护的两个国际性澳籍华人案件，澳大利亚八家国家级媒体都报道半个月了。两案，我都看不到案卷。有一个案只有半份被告口供复印件，外加二个证人的证言。他就算移送“主要证据”了，做法非常恶劣。广州检察院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地区的检察院，居然是这种办案作风，公开违反《律师法》的规定，开庭前两天才将50本案卷移给法院。法庭质证时，控方只摘要读证据，还不让律师看证据原件。法院也不坚持原则，说要看原件，你律师就申请休庭吧，这样就可以把时间拖下去。《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没有经过法庭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证据。不看证据，我怎么质证？我怎么相信你读的就是真的？你不会断章取义？只给我两天时间，我怎么阅卷？怎么针对性寻找反驳证据？怎么针对性组织调查？怎么组织我的辩护？我说你不让阅卷可以，我书面申请法院，请安排至少三天时间公开开庭，我们将当庭逐份质证。我要你每份证据当庭展示，如果你没有当庭展示，就不能作为定罪证据，你五十本案卷，就一份一份来吧。我们半个多月前申请法庭，调取检察院的案卷，他就是不给。法院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说好，你没有办法，我有办法。大家就都顶真来。好好当庭公开示证。那个检察官也是很优秀的公诉人，办了很多大案，但是仍然是这样一种风格。他们的特权思想是从骨子里来的。他不是在查明真相，而是在意气用事。在广州沿海开放地区都这样，这是令我非常意外的。他可能以前没有碰到我这样顶真的律师。
《广州日报》一个搞旅游报道的记者，不懂得当庭质证的《刑诉法》法律规定，为检察院喊冤，报道中说，陈有西法庭上“发飙”，要当庭阅卷。他把“当庭示证”和“当庭阅卷”搞混了。我在学术网上搞了一个澄清，说明我不是发飙。当庭质证是律师权利，说我要当庭阅卷那是胡说八道，当庭阅卷就要休庭了，阅卷是在法庭外我律师静静地看卷研究，律师申请的话，法院就有理由延期了。这对我的当事人不利，因为这是无罪冤案，我希望快审快判，让他出去。我根本不会要求阅卷，就一份份示证。法官说你要不要阅卷，我说不要，我要质证。
完整阅卷权的问题，应该按照《律师法》办，一到起诉阶段，就全部可以阅卷，而且允许复制，应该落实这个权利。这次刑诉法修订，可能也会按律师法这样作出明确规定。这是对辩护权的一种保障。
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一个重要进步
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是这次修法的一个亮点。我们所有的案子，公安的方法，就是要被告自证其罪，“你认不认罪？”“你犯了罪知不知道？”“你还狡辩不老实”，是我们审讯中常用的话。很多的犯罪线索，就是嫌疑人自己交代出来的，连性质是否属于犯罪，也不准辩。辩了就是不老实。所以这个如果能够规定进刑诉法的话，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证人不得进行关押取证
还有证人保障出庭的问题，证人不得被关押审讯的问题。这次修法能够改进，也是一个进步。但是这次对证人出庭，证人保护，不得抓证人，远没有高度重视。没有强制性保护条款。
律师应当有申请回避权
还有律师回避权的问题，现在的刑诉法规定，当事人有回避权，律师没有申请回避权。这在操作中问题很大。
一个嫌疑人关在里面，他根本不知道审的法官是谁，也不知道检察官是谁，他有什么社会关系和背景。跟他有没有利害关系，他怎么申请回避？律师在外面，还可以了解一下，有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律师没有回避权，当事人回避权就是架空的，根本落实不了。你指使被告去申请回避，又会被看成坏律师，刁难法庭，破坏法庭审判。我碰到一个事，法庭把二十多个审委会委员都读了一遍，说这个案件会提交审委会讨论，有权申请他们回避，被告对这些委员，一个也不认识，怎么申请？只有流于形式。我告知过了，合法了。
很多嫌疑人无须关起来侦查
还有一个大量增加取保候审侦查，改变关押侦查问题。这次修订根本没有提到。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台湾陈水扁案，我们中国大陆很多人看不懂。除了专业刑事律师以外，群众对放还是不放，就审了三次，认为这个案子怎么就这么简单？就能够放出来？因为我们大陆根本没有羁押庭，我们只有实体审判，没有程序上的强制措施也要法官审查的。要不要关起来侦查，也进行一次“羁押庭审判”，也要由法院决定。我们是公安局长批一下刑拘，可以关一个月零七天；检察院批一下逮捕，就可以关八个月。根本没有法院什么事。
台湾则不同，你要关着侦查，对不起，由法官来决定，你警察和检察院没有权。而且要开庭，各方讲讲关的必要，和不关的理由。这只是侦查强制措施的审查，还没有到审查实体上有罪无罪的时候，只审查不关是不是会逃跑，会出国不归，会串供，会行凶。都排除了，就可以取保在家，你检察院慢慢查着。审判时传他到庭就是。这就是台湾和外国的刑事强制程序必要性审查，他就要经过法官批准。
我到荷兰考察访问，也是这样，警察只有三天的权，三天一到，没有法院批准，只有放掉。大量的刑事犯罪，除了杀人伤害抢劫强奸，95%以上的人是放在外面侦查。我们中国大陆，是95%的人，关在里面侦查。这一点，对中国人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是关起来靠口供破案，没有结案是不可以放出去的。特别是公司法犯罪，经济往来有大量的帐册，有银行单子，你尽管用客观证据去查明他有没有犯罪，何必关起来查呢，你审计一下不就行了。但是我们不行，全部关起来，。我们的公安办案的手段，就是靠口供。靠口供当然不能让你出去，因为你会会见律师，你出去会串供，律师会教你怎么说，口供就不好操纵了。案子就破不了了。这跟我们破案方法是直接相关的，这次修正案有说到逮捕和拘留的条件，但是决定权仍然在公安，公安当然希望关着审查。不把批准权交给法院聆讯，减少关押侦查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这次是没希望了。
如果我们将来还有说话的份量，刑诉法修改，专门为这个强制措施问题，要专门修改一次，专门上一次会。关人权必须由法院行使，必须有个聆讯程序，让双方辩论一下有没有必要关着查。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很多的冤假错案，导致最后法院不得不判，是因为这个人已经关了一年、两年，你如果判无罪，国家要赔偿、公安要赔偿、检察院要赔偿，责任人要追究，没有办法交代了，最后就逼法院随便找一个什么罪名也要判掉，挪用没有，查侵占；侵占没有，查非法经营；非法经营没有，查查偷税；税也没有，就定个虚报注册资本，总有一招能治你，反正你白的进来，不能白的出去。因为已经关了，你不进去我要进去，后果严重了，只有将错就错。最后法院只好帮助判个冤案出来，大家平安无事。不是取保侦查的冤案，从抓人哪一天起，就已经被动了，没有办法弄了。因此关押侦查，直接导致很多本不能判的冤案也判了。
所以中国刑诉法修改，重要的人权保障，就是改变强制措施。90%以上的嫌疑人，可以取保侦查，根据犯罪情节，交几万、10万、50万、几百万保释金，就保释侦查。只要不是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爆炸范，放在外面侦查有什么问题？
现在是好多公安、检察机关为了迫使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故意恶意的拖程序。审查起诉可以搞一个月，然后案卷放在检察这里，名义上退查，公安什么工作也不进行，又可以搞一个半月。到时间再移送，又可以关一个月。第二次退查，补充侦查再一个半月，再次起诉，又是一个月审查期，这样就可以多关五个月，我已经关了，你法院判不判？你帮助我检察、公安过关，还是帮助这个被告个人？当然公检法是一家，互相包庇一下，公检法密切合作判个错案，大家过关。很多冤案，就是普遍采取这种恶劣的手段，迫使法院乱判。不是为了查清真相，不是“办”案子，而是“做”案子，要做出一个错案来。你再不判，我通过政法委、纪委来压你法院。现在很多政法委干预的案件，就是这么来的，政法委也觉得很冤，本不是他想干预。是公安、反贪侦查机关，通过他这个机构在压法院。他做了冤大头。
中国刑事诉讼的最大问题是法院没有地位
所以我们说，司法独立性不高，法院没有地位，冤假错案就是必然会产生的。法院把不了最后一关，怎么可能不出冤假错案。现在法院见到检察院、纪委就吓得发抖、见到政法委就发抖。如果一个案子你敢判无罪，你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得罪纪委和检察院，你会很麻烦。得罪律师和被告，后果很简单，最多听点网上骂声；而不听纪委、检察院的，抽屉里找封检举信，他就警车上法院来了。
很多学者说，法院不能秉公执法，是因为司法不独立。其实更大的问题，是法院大面积腐败问题。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司法官如此大面积腐败的。大家都看到，中国法院的腐败，法官被判刑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已经是破天荒的，空前的，但是不是绝后的。
再加上我们的刑法立法，受了左的观念影响，严刑竣法，职务犯罪起刑点很低，二千五千就可以抓人，法官人人都是待罪之身。过个年，收点卡，人人都到了够抓的标准。很多法官屁股上有屎，经不起查。他不得不怕检察和纪委。
反腐败案，按纪委、检察院的意见办，即使判出冤案，他也很安全，还会得到百姓拥护，因为百姓相信无官不贪，“当官的隔一个枪毙都有漏网的”。冤死了，百姓都会认为判得好、判得对。法院既得民心，又能让纪委、检察满意，你个把被告、律师算什么？这样一比较，判个冤案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除了良心的谴责。
司法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我们要考虑那么多东西。都是现实逼的。我们律师天天同社会黑暗面打交道，知道很多内幕，太了解中国司法的问题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社会公平没有底线的时代。
我年纪也不惑了，也知天命了，为什么老是“愤青”一样？因为我确实有理由“愤”，我看了那么多的黑案子，冤案子，全国的一些冤案家属都找过来，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构陷冤狱，很多卑鄙的人用司法权整人抢钱，我怎么能不愤？
我写文章很尖锐，网友总说我一针见血。其实我的语言，同我碰到的黑暗比，实际已经很客气了。很多朋友真心劝我，你小心一点。多保护自己。我说知道，反正不要紧，反正一个人就那么一百多斤。因为法律界总要有些有担当的人。其实我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嘱托和责任。
全国很多律师非常支持我，李庄案子，以及此后的案子，前台和后面的律师，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有公开的，更多是幕后的。我觉得我们正义的力量很强大。我现在每天像打了吗啡似的，每天事都干不完，很多原因就是希望对得起大家对我的信任。真的很多事情，都是靠大家的默默支持，包括很多不知名的老百姓。
公开审判现在好多大案都没有做到
刑事案公开审判，现在问题也很严重。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案，宁波中院搞了二十个人的小法庭审，家属只有两张票，单位同事也进不去，记者只有几个御用的。还有我说的最近广州中院的两个国际性案子，澳大利亚吉拉蒂总理都关注，温家宝总理都承诺过要公开审判的，总领事一直到庭旁听的，也搞二十个人的小法庭审，旁边的大法庭空空荡荡的，法院说法庭没空。里面坐的二十多个人，十多个就是原告报案方的人，然后说没位置，家属也只有两张票，国外回来的直系亲属都不让进。
两个中院两个省相差如此远，手法如同培训过一样。法院都学会了如何规避法律，虚假地进行公开审判，搞变相的秘密审判。因为他没有办法作废刑诉法的公开审判的强制性规定，就搞这种歪门斜道的骗人把戏。
一个国家的法院，在这种问题上公开作伪，公开撒谎，如何让人民相信你的司法公正和司法诚信？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自欺欺人。司法的权威性，如何能够树立？
法院的很多行为把自己的司法公信力破坏殆尽
公开审判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取消审判委员会的问题，也同样十分严重。审的要判，判的要审，你案子都没有亲自审理过，证据都没有亲自主持质证过，你有什么资格来判断是非？我原来在高级法院的时候，记录审委会讨论死刑案子，有的委员在那里打盹。最终表决，他说同意多数人意见。多数人是什么意见？他根本不知道。我听着觉得原来人头是这样掉的，听了以后真的会非常寒心。我们的审委会制度，审的不判，判的不审，是非常糟糕的。
还有不得内部请示、未审先定问题，还有开庭后不得长期协调，必须限期宣判的问题。很多案子庭开了，最后的宣判，没下文了，拖个十个月不判，然后检察再补、公安再查，再搞你个十个月，北海的案子就是这样的，湖北黃岗中级法院，我现在在办的一个案，也是这样的，请示到高院，十个月没有下文。安徽池州我在办的一个案件，发回重审两次，检察院撤诉了，公安就是不放人，把人照样关着。我们的司法权威性，司法公信力，就是这样丧失的。
一个案件久拖不决，被告肯定倒霉。因为检察法院每天都可以一起商量如何对付，律师则完全被隔绝，蒙在鼓里，最后他的意见肯定占上风。审委会他可以参加，内幕他可以直接问。检察院打一个电话，法院必须告诉他。你律师去打听，法院说这是搞不正当关系，可以追究律师和泄露的法官。我们是不平等的，人家审委会都可以进去，我们律师就法院都不可以进去。你法庭辩得再精采也没有用。
“刑事程序不可逆”必须写进刑诉法
审限问题，现在很多的法院，大量的案件都在违反。不能限期宣判，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应当明确作出立法规定，案子定期宣判的话，你庭后十天，必须给我判掉，不能够遥遥无期，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搞刑事辩护的，知道真相。能做到吗？做不到。
一些案子不断的重复侦查。这个罪律师辩后，发现确实错了，无罪的，怎么办？退回去回炉，搞个新罪名。反正总有一招能治你。黑社会犯罪定不了，就分拆他十多个罪名。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扰乱秩序、容留吸毒、容留卖淫、开设赌场、故意伤害、虚假注册、非法吸储、破坏选举、妨碍公务、偷税漏税，每个罪判你二三年，不是定黑社会，加起来同黑社会罪的后果也差不多了。今天起诉一个罪，庭开好以后，再发现他一个新罪名，再侦查起诉，重新计算时间，然后第三次发现强迫交易罪了，再重新计算时间。不管定不定得了，反正这是我的程序权利，审下去，就一直关下去。因为刑诉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我发现新罪可以重新计算时效。就这样补充、起诉，再补充、再起诉，如果黑社会十多个罪名，不用判了，可以一直侦查、一直关押到死。
所以重复侦查、重新发现犯罪，这又是一个可以恶意执法的大漏洞。不要以为我是在说笑话，这就是真的。我已经碰到了三个这样的案例，只是严重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这次刑诉法修改当中，也没有注意。无人关注。“刑事程序不可逆”的问题，发回重审再按原判判决，再发回。池州这个案就这样。我今天讲的都是有实际案例的，没有一个案例是虚构的。原来的事实，原来的证据、原来的理由照样判一次。中级法院本可以直接判无罪，但他要照顾一审法院，让他自己消化。一审法院居然不领情。再次维持原样判决。宣判时，搞了四十多个警察和法警对付家属，把家属包围起来保障宣判。然后你再上诉，中院再一次发回重审了。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完全无罪的案，就这么折腾了好几遍。公安到现在还不放人。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现状。有点良知的，怎么能够不发火？这是什么国家的司法？是检察官、法官逼我发火的。歪嘴和尚念经一直是这样念的。
因此刑事程序不可逆，也必须明确作出规定。你起诉到了法庭，不准再撤诉退查，有罪则判，无罪则放，撤诉了就不准再诉。否则真没完没了。
死刑执行前应当告知律师和家属
死刑核准执行公开宣告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没有收回死刑复核权时，有个案子，家属给一个律师打电话，问我兄弟的案怎么样了？律师说我昨天问过主审法官，还没有合议讨论，努力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家属立即开骂，说你这个骗子、黑律师，中级法院都通知我去领骨灰了，你还在骗我，退费！其实这个律师没有骗，他是被法官骗了。结果家属就投诉律师，退还律师费。搞得不亦乐乎。
所以死刑案子就有个向律师通报进程的问题。不通报，律师怎么办，他没有办法跟当事人交代。好多的投诉律师，就是法官造成的，他稍微一挑拨，家属一般都信，肯定投诉律师。有的是出于保密，有的是出于习惯，有的就是恶意折腾你律师。
应该有个死刑核准后的公开宣告问题。这也体现一种人道主义，临终告别，交代遗言。现在死刑执行秘密化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个违法证据排除问题，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可以看看我学术网上的相关论文。
死刑核准程序应当改为审理制
今天想讲的内容很多，但是时间宝贵，等会贺教授的时间更加精采，我不能把他的时间占了。我会把讲课课件拷给桂明，下面就把死刑程序修改里的一些新内容，跟大家简要的说一下。
这一次刑诉法修改死刑核准程序，有一定进步，但是不够。我的意见是想从审批制，改为审理制。原来中国的死刑，就是跟皇上朱批、秋后问斩一样，就是报到中央司法审批一下，就用红笔勾一下。我们原来的刑诉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这一章里面非常简单。
所以这一次刑诉法的修改，有两条，238和239条，其中238条的修改，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审判，或者通过提审直接改判。将来对死刑认为事实不清，量刑过重，程序违法，可以发回重审。有些仅是量刑不当，再发回重审，法院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所以给了最高法院直接提审的权力。就不单单出裁定书，也出改判书。实际上这等于承认了死刑三审制。239条的内容比较丰富，一个是询问被告人，以前没有明确规定，书面审，看看案卷就可以打勾了。现在这个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法官，必须会见被告人，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也允许远程视频的会见，有一些云南、贵州、四川的被告，最高法院法官太远，，没有那么多的法官，就用视频会见，也算会见了。另外就是听取律师意见和检察院的意见，也作了明确规定。
我死刑复核审介入辩护的沈阳小贩夏俊峰的案子，要感谢沈阳看守所，我去会见，我不是一审和二审的辩护律师，死刑复核审新受理的，我去了就让我见到了，《会见笔录》记了16页，五千多字，把他整个正当防卫的过程、细节都问清了，记录了。很巧的是，头一天下午，最高法院的两位法官也刚会见过。我这份会见笔录送给最高法院后，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法官一般只是根据原一二审判决去核实一下，不会从无罪罪轻的律师的角度去详细询问。就是核实一下，不会详细从正当防卫角度去仔细问，特别是一二审没有出现的证据，现场执法《查扣单》，他们不可能去发现。通过会见我们注意到作证的城管不可能在第二现场，然后注意到这张他在第一现场填写的《查扣单》，通过找到《查扣单》我们发现了证人伪证，通过发现伪证，摧毁了原一、二审死刑判决的证据体系，根本上动摇了原判决的合法性。因为原四个城管的虚假证言，再也无法支撑死刑判决。那这个证据是怎么发现漏洞的，就是靠会见，因此会见权很重要。
死刑核准审要听取高检的意见
这么高层的、庙堂的立法，很多事情，就是律师在基层办案的细节。夏案有了一些具体的探索，发现了一些应当改进的地方。对死刑核准程序的完善，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后来最高法院三位合议庭法官集体约见我，听了我的一个多小时辩护意见，他们非常认真地听、记。因此面见法官权也很重要。同时我也提出了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引进最高检察院，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我提供了五份新证据，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检察机关有权质证。但是我们现在的刑诉法没有这个见检察官的规定。新的修改稿有了这个规定。因此，夏案的探索，一个是突破死刑阶段的律师会见权，一个是约见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一种是书面意见，一种是当面意见，听意见也写进刑事法修正案了。还有一个是新加进去的，就是听取最高检察院意见。我接受人民日报社《京华周刊》采访，就死刑程序答记者十问，就说到了检察院介入问题，还有一个审核听证问题。我说我的辩护词，证据，是我的一面之词。那控方说什么，你也应该听听，凭什么只听我的意见，不听控方的。
但是这又会带来问题：高检没有那么多检察官可以出庭。高法为了核准权收回，加了四个刑庭，五百多法官；高检公诉厅，我也要再搞四个厅才忙得过来，没那么多的公诉检察官。所以你让他们出庭，根本没办法。除非你中央编委给我一些编制。所以别看一个小小的事情，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法案会影响到一系列的问题，司法改革必须全盘考虑。但是这次写进死刑案件要听取高检的意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一点非常重要，写进去将来就能做到。我是非常期望引进死刑复核审的“听证程序”的。
抗诉权不能过度设计导致滥用
但是这个听取意见当中，又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提出，把死刑复核审的抗诉权也要写进去。你最高法院不核准死刑，我最高检察院有权抗诉。最高法院有一审终审的权力，如果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可以不断抗诉的话，我们就没有终止了，难道抗到联合国去？我们有些学者想问题容易极端。他不明白检察权是不能同审判权平等的。中国司法的这个设计是受苏联影响，是很荒唐的。我们的检、法平等是苏联送来的怪胎。但是好多检察系统的同志不这么看。他们的大印直径是一样的。
还有检察量刑意见。上午最高法院研究室胡云腾主任非常支持这一条，说检察系统的量刑建议，90%以上被法院采纳，很好。他是从乐观角度、从尊重检察院角度讲的。陈卫东教授上午没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同意这一分析。这是一种落后，不是进步。因为当时量刑规则起草的时候，检察院的叫“量刑建议”，律师就不叫建议，是“量刑意见”，建议就相当于司法建议书，必须尊重，而律师的意见可听可不听。这又是抗辩制下的新的不平等。我在法庭上碰到好几次了，检察院很强势，你法院不按照我的量刑意见判，就抗诉你。其实，凭什么量刑必须听你的？这是对审判权的一种侵越。检察的50%，律师的50%意见被采纳，才是公平的、合法的。现在量刑意见一搞，强调控方量刑意见的重要性，严重地约束了法官和出庭律师的量刑意见空间。所以，一个良好的愿望，种了龙种，得到的往往是跳蚤。这个高检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就碰到了。
愿律师界对刑诉法修改发出更多的声音
“春江水暖鸭先知”，律师天天在司法实践第一线，我们有很多的第一手的感受，第一手的思考。律师是最知道中国司法现状的，最知道司法问题弊端在哪里的。但是可惜，我们的意见进不了庙堂，我的喉咙这么响，我照样还是进不了全国刑诉法修订的立法圈。希望这种局面以后有所改变，有更多的律师界的声音被立法机构釆纳。
占用的时间太多了，下面请听卫方教授的精彩演讲。
谢谢大家。
（贺卫方的点评演讲见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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