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诉李庄 谁的胜利

——专访法学家江平

 2011-5-23 09:49   

来源: 人民日报《京华周刊》   

一个国家的法治健全不健全，首先是在于公权力是不是得到限制。而公权力对于律师的限制本身，就反映了律师对公权力的监督能不能自由地进行。

本刊记者  陈城

    5月6日，《京华周刊》记者拜访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
    与三年前精神矍铄相比，法学界泰斗身体大不如前，起身落座稍显吃力。
    他数次微笑地提醒记者“声音大一些”，听力大为衰弱，语速也放缓许多。
    前年底一场中风，八旬老人倒下了。执拗的江平挨得过反右、离婚、断腿、免职，却无法撑得住岁月打击。“保命第一，真是老了”，病愈后一声叹息，让人听得心里酸酸的。
    话虽这么说，江平却更投入了。
    急于与时间赛跑，因此他以更高频率奔走说法，扮演“法治布道者”角色。
    4月28日，由于认为李庄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事实存疑,重庆市当地检察院决定对李庄不起诉。沸沸扬扬的律师李庄“漏罪案”告一段落，忧虑反思仍在法界民间发酵弥漫。
    作为法律顾问团重要成员，江平以逐渐衰弱的声音，为包括李庄在内的律师群体做维权呼吁。
    “某种意义上，我们成功了”，江平凝重目光饱含着焦急、忧虑，甚至几多无奈。他曾说过，“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

“李庄案撤诉，是法律和名义胜利”

    京华周刊：李庄漏罪案中，您为何参加法律顾问团，去重庆了吗？
    江平：有媒体说我去重庆了，其实没去。
    李庄漏罪案中，有朋友提出想成立一个顾问团，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答应了。虽然不是搞刑法研究的，但我在法学界还算一位有点影响的老教授，参加法律顾问团就表示支持辩护律师的意见。
    没想到案件开庭没多久就撤诉了，很出乎我们的意料，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法律顾问团成功了。
    为什么组建法律顾问团？从我的角度来说，这表示对刑事辩护律师工作的支持。
    京华周刊：法律顾问团做了哪些工作？
    江平：法律顾问团没有开会，电话里有过简单商议。李庄案的两位辩护律师斯伟江和杨学林，也没有跟我们打电话联系。顾问团是纯粹名义、道义上的支持。这也是很重要的。
    京华周刊：李庄漏罪案经历了起诉撤诉的波折，您如何看待这个过程？
    江平：这里面我最关心的，是刑事辩护律师伪证罪问题。如果律师做了一个假的文书，或者做了一个假的欠条，用很不正当的手段做了完全伪证的书面证据，这比较好确认。
    去年李庄所谓的伪证罪，并不是对某一个书面证据做了伪证。一审时认定李庄以眼色来唆使被告龚刚模翻供。在重庆，李庄会见黑社会头目龚刚模都有公安人员在场。既然公安人员在场，辩护律师想讲让你翻供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使用眼色来唆使，这就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东西。什么叫用眼色来唆使人推翻原来的招供呢？
    这次又出现了相似问题。李庄被起诉的漏罪，又是一个口头证。而且控告李庄做伪证的人（徐丽军）还有吸毒嫌疑，有吸毒嫌疑者说的话当然会有水分，况且开庭时根本没有要求证人到庭举证，仅仅有在公安机关的书面举报。就凭证人证言确定李庄伪证罪，这太过分了。
    从这点看，应该说此次撤诉是正确的，检察机关认为第一天开庭结果表明，目前检察院所掌握的证据发生了矛盾，出现了问题。
    撤诉至少说明检察院还是很尊重法律的，认为法律在缺少足够证据的证明，而且出现了矛盾的情况下撤诉，这是正当的。

    京华周刊：李庄案中，您觉得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江平：从李庄案本身来看，程序问题很值得关注。
    我始终认为，法律所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太宽。律师伪证罪，从程序上必须加一个很重要条件——证言要作为证据使用，证人必须到庭发表言辞，接受控方和辩方交叉讯问。这样才能让审判庭判定证人证言可不可信，并得出一个正确结论。
    在西方国家，凡是碰到有证人证言，而且证人证言起关键作用时，证人必须要到庭，这也说明了证人证言的重要性。靠证人证言一个独份的证据来确定一个人有罪，这是很可怕、很危险的。
    京华周刊：有人说李庄案撤诉是法治的成功，也有人说是民意的胜利，您如何看？
    江平：有人也曾经问过我，这是法律的胜利，还是政治性胜利或者民意胜利。我觉得两方面因素都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当然是包含了法律的胜利。撤诉的基础，是现有证据跟法律所要求的证据相矛盾。
    这个案子背后也有民意的胜利。据我所知，在对李庄提起再一次诉讼，是很不得人心的。我听到的法律界、法学界，甚至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声音，都认为太过分了。
    本来律师的伪证罪就是模棱两可的，有些还取决于法院的认定。如果我们对律师穷追不舍，有点赶尽杀绝式去追究，把他以前办过的案子一个个翻起来查，这就太过分了。如果说第一次审判，人们还可以默认的话，第二次审判时就失去了很多群众基础。
    京华周刊：李庄案超越个案引发法界集体忧虑，它对法律界冲击体现在哪里？
    江平：对法律界最大冲击，就是使律师地位和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律师地位很重要，律师不是代表他个人，律师代表了法治的形象。任何国家如果个人的权力过多了，法治衰弱了，律师也就跟着衰弱了，这是有必然联系的。我们国家在法治削弱的时期就没有律师了。比如文革时期没有什么律师，因为不需要律师，公检法联合作战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律师伪证罪，让刑事辩护律师都人人自危，害怕在辩护过程中被以伪证罪确定罪罚。现在，律师界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做刑事辩护工作，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是很大的妨碍。

“律师自身权利不保，法治将走向歪曲”

    京华周刊：司法公正建立在控辩平衡和法院中立的基础上，律师是何种角色？
    江平：律师当然要站在维护被告的立场，也就是说要站在被告这一边。
    控方检察院是国家背景，力量是很强大的。而被告这一方恰恰是需要法律上援助的。在控方和辩方交锋过程中，由法院作为客观第三者来独立判断，这个独立判断不受任何影响，不能说控方代表国家就站在国家这边。
    法院应该站在完全公正的角度，来衡量控和辩的证据效力如何，他们所拥有的真理度到什么程度。法院是在控辩双方发现真理，这是最重要的。
    京华周刊：“刑事辩护危险”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律师承担高风险是否与我国法治不完善有关？
    江平：我认为刑法第306条规定律师的伪证罪，确实给律师带来了极大风险。前面我也讲到律师的伪证不能笼统，尤其是在口头证据上更应该谨慎。至少，律师的伪证罪应该严格限制在书面证据才行，如果是口头的必须加上很多限制条件，比如口头证据无证人出庭是不具证据效力的。
    现在很多证人是根本不出庭的，等于说在侦查部门里说的话都变成证据了。原来对公安部门所说的证据现在要推翻，证人自己就涉嫌翻供罪了。这对律师是很危险的。
    京华周刊：公安、检察人员、证人，都可能做伪证，为什么要将辩护人的伪证罪凸显出来？
    江平：我觉得这是立法的瑕疵。拿李庄的案子来说，任何一个人为了立功赎罪，都可以把原来的辩护人加上一个伪证罪，这样可以减少自己的罪过。尤其是这种追究以往的律师伪证罪，弊端就更大了。
    京华周刊：这样看来，“律师伪证罪”有被公权力滥用的风险。
    江平：当然，尤其是在律师和侦查人员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必然出现这种情况。
    京华周刊：有人说，律师合法权益维护，已到迫在眉睫的程度。
    江平：完全是这样。律师合法权益的维护真是到了迫在眉睫程度。对于律师的权利保障，实际上是对中国法治的维护。
    如果连自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律师怎么行使法律上赋予的法治完善职能呢？就更做不到了。律师自身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使中国法治走向更大的歪曲。

  京华周刊：您曾说过，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和民主的“橱窗”。
    江平：律师制度就是维护国家法治。不仅是实职，而且也是形象。如果一个国家的律师都是在政府的管理下，没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思考，那就说明中国法治有缺陷了，不能够限制政府的权力。一个国家的法治健全不健全，首先在于公权力是不是得到限制。而公权力对于律师的限制，影响到律师对公权力监督能不能自由进行。

“律师管理越来越严，是一条危险道路”

    京华周刊：您以80岁高龄为律师权益呼吁，为什么重视律师群体？　　
    江平：我认为，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前几年，孙国栋主编《中国大律师》，约我写序，我就以《律师兴则国家兴》为题，指出了律师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
    西方国家法律制度中，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在审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律师和检察方是平等的，控辩双方是站在同样的位置上，而法官则代表法院，高高在上并且绝对中立。
    可是就中国司法状况来说，还远没有达到那么文明的高度。就拿当年审判“四人帮”来说，法院、检察院都高高在上，而律师在为“四人帮”辩护过程中，则得仰视法院和检察院。这明显是很不平等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律师制度，更应该把律师制度的重要性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
    京华周刊：有观点认为，对律师的限制过多。
    江平：我们对律师管理做了很多规定，走向了越来越严的方向，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规定什么情况下不许辩护，还规定该怎么样去辩护，这都是政府权力对律师行使法治职能的干涉。真正的法治国家，没有政府对于律师做这么多的限制。
    京华周刊：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江平：这跟我们国家的民主有直接关系。律师是一个民主制度的产物，权力分工制约才能真正有律师的地位。权力没有太多的分工制约，还仍然是公检法做主，商量好了就办，那律师是形式的，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京华周刊：如何正确看待律师的法律身份？
    江平：律师是自由职业者，法官、警察、检察人员是国家公务人员，不能同样看待。
    为什么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因为他手上没有权力，不拿国家一分钱和纳税人的一分钱。律师不是吃纳税人的人，是纳税人请我来的，这是一个本质的不同。
    现在有人说，律师是社会主义政法工作人员，已经和法官、警察、检察官等量齐观了，这是错误的。
    京华周刊：现实中，律师法执行状况并不乐观。
    江平：律师法已经有了，但是行政权力太大，行政机关可以另外自己做出一种律师的管理办法，这往往违背了律师法的真正精神。
    应该把国家对于律师的监督管理体制放松，而不是加紧。现在我们对于律师是拧紧螺丝钉，应该放松到正常情况下。（实习生葛晓夏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