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要不怕强权，

敢于维护法的尊严”

法学家龚祥瑞一生追随宪政梦。1980年代他在北大的法学课曾影响了一批杰出的年轻人。 （何山供稿）

屡遭批判未丧元气

    龚祥瑞“敏感”的一生与中国历史有着奇妙的因缘。辛亥革命那年，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基督徒家庭。少小时期，他从教会学校接受了谦让、容忍、爱人的绅士教育。除了教会里的人，他儿时记忆中最大的温暖，就是冬夜在沿江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倾听他们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呐喊、嗟叹和怨愤。正是对底层人苦难的感同身受，使龚祥瑞放弃了已经入门的生物学，转投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

    在清华园，龚祥瑞亲受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等政治学大家提点；1935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英法，师从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打下了系统扎实的宪政知识功底。
怀着吏治救国和宪政兴国的理想归国，龚祥瑞一心希望宪政在自己的故土变成活的事物，却在现实中无功而返。他曾任国民党青年干校副教务长，深得蒋家父子赏识，却因不满国民党的派系斗争黯然辞职；1949年以后，他下决心留在大陆，一度经导师钱端升举荐，进入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当时官方主流推崇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与他所学相差甚远，因而又长时间赋闲。姜明安说，龚先生每每到了当官的边缘，每每又被逼退到书斋。
   

     此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给龚祥瑞造成了一生难以平复的创伤。在反右斗争中，他批判授业导师钱端升和同窗多年的同学，自己也被深深地伤害。日后，他甚少向人提起。

     尽管如此，他的多位学生都说，龚先生对他一生的选择，从无悔意，从不怨尤。相反，他认为这些挫折都是研究治国之道的素材。

     龚祥瑞风度翩翩，穿戴常有英国绅士的范儿，他生性谨慎克制，又有文学家般的心思和激情。贺卫方说，龚老是法学界中少有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学者，“他的文章，有一种气韵在字里行间流淌。”

     中国现实和宪政理想纠结贯穿龚祥瑞的一生。用他的话说，“虽然年年挨批，倒未丧失元气。”

     1950年代院系调整，北大恢复法律系，当时系里要求龚祥瑞开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课程，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龚祥瑞说，要把教材专往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去编，这可真为难他了。不过，他会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经验介绍出去，供人借鉴。他把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类比于英国的两党，认为反对党是一种监督机制，不能因词害义，不过一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作为治国之道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想到引来全系师生激烈的批判，时隔20多年后，在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他的这番言论才得以平反。

     他直言自己对斯大林宪法草案歌功颂德式的表述不仅不喜欢，而且有恶感。他更尖锐地指出，政论文字不应该出现在宪法文本中，中国1982年宪法的序言，就不应该有“翻天覆地”之类的字眼。

     80年代后期，龚祥瑞在《法学》杂志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直揭中国宪法学理论和实践长期受苏联影响的弊端，这篇“宪政常谈”给他带来如潮的抨击。

    面对来自学界和司法界高层领导指他不爱国的批判，他回应说：“《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是否定中国人吗？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贯穿着批判精神的光芒和民主精神。”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遭批判只能激励他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不会扰乱他潜心向学的生活。《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龚祥瑞和学生们在龚家后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资料图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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