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其拳拳之心实在是让人感喟。然读后却生出几许莫名的惆怅，所谓“郢书燕说”，其中穿凿附会、一叶障目之论满纸泛溢。使人心中块垒不吐不快。无疑，贺教授之言辞乃为行使宪法赋予之权利，言论者，无正确与错误之界分，惟有符合事实与否的论证，更甚者，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秉持更为客观的视野和心胸，不能仅为“洛阳纸贵”的舆论效果，而否弃推动进步的知识人使命。

    自重庆开展“唱红打黑”活动以来，舆论呈现出两边倒的态势。有人甚至穿凿附会为新“文革”——这实在是臆想。自文革结束30余年，逝者尤可忆，生者更感喟，中央早已定论文革为“十年浩劫”，即为“浩劫”，天下人当勉励阻却之。仅为“唱红打黑”就可再掀文革狂潮，其莫名之惧者，权力之滥用也。

    重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面对着历史使命与既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这就是大城市、大农村的格局在短期内并未能有效予以缓解，可以说，重庆之背景即为当今中国之背景。这种城乡二元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使得政令经常顾此失彼，使臂使指之行政高效也常常面临着巨大的执行力困境。“唱红打黑”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和行动，一是针对官僚机构的虚以委蛇，甚至在有些单位的人民公仆堕落腐化为鱼肉人民的幕后黑手、主谋、帮凶；二是要开展大范围的舆论宣传，为更进一步的亲民、爱民、护民创造更加广阔的群众基础，为落实中央3.14总体部署，统筹城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法治、宪政之路，漫漫其修远兮，自清末维新变法始，中经“国父”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国民党统治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骤，至而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是其实现之路的探究。我泱泱中国之有担当、有抱负的知识人均在不断地追求。环顾四海，日本之明治维新，其起点并不早于我国，考诸其宪政路由亦充满曲折坎坷，尤其是当国家面临着外侮的时候，宪政的首要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然，而今日本无疑成为世界之大国、文明开化之国、宪政之国。其中法律人的推动自不待言，可是，日人之为国家、为家族之牺牲个人的精神与气度恐怕亦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之进步、民族之兴盛、个人之小康，不是一种既定的、生来既有的权利体系，更不是话语，而是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之实践使然。中国之落后挨打，与每临大事先争是非不顾名实、只惟知不惟实的知识人癖性不能分开；与民族精英只顾理想不看现实不能分开；与统治阶层腐化堕落、丧失统治意志和德行不能分开。

    考诸世界各法治国家的法治历程，我们可以得出此结论：法治之进路并非一途。英国之君主立宪；日本之一党独大，党中有党；美国之两党轮流；甚至，同名总统如美、法、德其职权亦不相同。真如托克维尔所云：真正的法治必与民情相合，只有符合民情的法治才是万世不易的真法治。而借以他国之法律制度的移植，不论该国之情势，实在是书生意气、眼比天高。

   如贺卫方教授者为法治中国殚精竭虑，在新疆之两年间亦为中国之民族国家找寻法理基础和治理思路，其知识人的情怀让人不由心生敬佩。先生为重庆的现状鼓与呼意在提醒权力之特质。权力者，其运用存乎一心，可斩楼兰；亦可斩忠诚的异议者。先生之虑并不虚发，然在既定“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下，权力之剑首指腐坏堕落之权力阶层与残害生民之黑恶势力，其法理逻辑既是遵循重庆之民情，循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程序，也是“务为治”的千年中国式法理难题之现实解答。

    整齐划一、万马齐喑并不是重庆所追求的社会模式，有争论、有异议方显社会之生机与活力。重庆需要全国的有担当、有远见的知识人出谋划策，也俱备从善如流的听德。“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将原则与现实结合的审慎之智慧，自然为重庆之所需。

贺卫方原文连接：《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http://chenyouxilawyer.fyfz.cn/art/9640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