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此文发于去年三月《中国律师网》，已经一年多了。而卫方先生没有南渡倒去西行，真个是已经暂别京华了。敝人的学术网甫通，翻出这两则小文存此，也算是一种纪念和对飞逝岁月的缅怀。也许卫方先生已不愿再见京华一文，如是，则冒昧有歉了。

真巧，北京人代会选出了中国的新任首席大法官，我就想起了贺卫方先生会有什么感想。当天却在网上看到了他的一篇随心小品《京师客居心安否》，竟看出一番人生的惆怅来。似乎贺先生已经大隐于市，想学陶令《归去来辞》“田园将芜胡不归了”。人间世最远的和最近的距离就是心灵，“诤言教授”在繁花似锦的春日会有此心境，不禁让人怅然。

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政治的关系一直总是如此微妙。得意者有之，失意者更多。“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向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很多知识分子投名帖、献隆中对、为贵妃脱香靴，总求闻达于诸候。但大多是淹没于政治历史的长河，官作不成，政绩也无从建树。倒是屈原贬而赋《离骚》、太史宫而有《史记》，政治上落泊的文人写出的好诗文，在文学史中倒留下了一笔。贵为首辅的王安石，文名就一直不如被他排挤打击的苏学士。近读游国恩先生的《陆游传》，原来写出剑南诗稿金戈铁马的南宋良心陆放翁，也是一生在跑官要官蝇营狗苟的人物，“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街头卖杏花”的杭州圣洁所在，原来也曾作靠近高官搞关系的场所。高宗皇帝看不起他，说他浅薄文人嘴巴不紧把关系户这里听来的皇上隐私也说出去了，连小官也不给他当，老了只给了个吃空饷的虚衔。这着实有点颠覆其“咏梅”中冰肌侠骨、《沈园》中伤心哀婉的完美形象。只是南宋偏安可怜，他的要官和报国结合在了一起，铸就了其爱国的史名，误导了后世的多少书生。其实终其一生，他只是个极不得志的潦倒知识分子。同李白、杜甫的命运差不多。按陆游的方式，是永远也不可能作成大官的。但人生就是这样怪，如果没有他这样迫切的追求和靠拢，就不会有如此的伤心和绝望，就不可能写出“铁马冰河入梦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样的好诗。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离开了政治的抱负和追求，恐怕也就没有热血了，没有热血的学问只能是考据和整理，是“学问”而不是“思想”。而我一直认为，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思想的学问只会让人类死亡。

北大之有贺卫方，如空谷之有兰蕙。莽莽大树丛林中，总不时飘出些清香来。其近年关于司法改革的一些文章和言论，虽然每被讥为不合时人眼，甚至批为“某某会议派”，但其一腔热血，忧国忧民，不从政、不赚钱、自许“北大教授是我最好的职业”，如明末关汉卿“铁铮铮一粒铜婉豆”，继承了北大德先生赛先生的传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传统，在中国法学界总能够引起或大或小的共鸣。或闻达大受追捧，或沉寂声若游丝，贺先生之命运，总伴着中国司法改革之命运，成了当今一道奇特的镜象。

今日之中国，虽不能说事事顺遂，但总体上政治清明，言路甫开，法治进程加速，高层关注民生，是一个好时代。一群受过磨难、有抱负有视野的同代知识分子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治国意志和立法意志越来越体现民意，“统治意志论”逐渐被“全民契约观”所替代，一个理性的时代、振兴的时代、法治的时代正在到来，尽管其进程速度总是那么让人有些“可怜白发生”的焦虑。这样的时代，需要“朝野互动”，充分的思想交流甚至交锋，把略显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继续推向前行。贺先生当其时也，岂曰“客居”，而有田园之思？

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客居京华，总会有许多的落寞和惆怅。因为这个京城有如此多的功名利禄和飞短流长，这个时代又让人如此眼花缭乱。文首首席大法官当选和贺先生的文章，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我生拉硬扯搅在一起，同贺的随笔无关。我想到这些是因为贺曾经详尽地设计过法院的司法改革，包括法官的职业化，引起过风波。不知新任大法官会在任上有什么样的动作。而我写这篇随笔，是想向还无缘交往的贺教授致个意，“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在前进，逃开不是办法，连想法都不要有。达观者不“客居”，不“度日如年”，不如静心投入，扬一支小帆，抽一片嫩叶，溶入春天中，做些我们想做的小小的事。

2008-3-18

贺卫方:京师客居心安否

中国律师网  2008-03-17 13:00:40.0  贺卫方 

到今年，我客居北京已经是整整二十六年了。最近总在想，这座城市对于自己的意义。少年时代，国家动荡，偷生于胶东一隅，对于我而言，北京是一个听上去很神圣但是却又极其遥远的地方。1982年秋天，终于来到了这里，自己感到人生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专业是外法史，不过我对这座城市尤其是它的历史却充满了兴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搜集有关这座城市历史的书籍阅读，然后在周末的时间骑上自行车，按图索骥地去看那些书里记载的地方。琉璃厂，梅兰芳故居，京师大学堂旧址，东厂胡同，明朝文人诗里吟咏过的银锭桥……虽然去古已远，但是这座城市总让你还感受到历史的馀温。

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整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过去曾有所谓“京派”与“海派”文化之争，但是自从1950年代一些文化集中管理的举措??例如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样的出版社从上海迁到北京??之后，上海的文化地位就被大大削弱了。北京集中了最好的出版社、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艺术团体、新闻机构等，全国最好的大学也不能不在这里。于是，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卢浮宫藏品展，可以成为“北京人艺之友”，可以到各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或者琉璃厂的旧书店去淘书。

跟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城市比较，北京对于外来的客居者而言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那就是语言方面的没有隔阂。在上海，你总会感到本地人的语言是一道移动的城墙，时时地把你隔在城市之外，至少提醒你的外人身份。生活在重庆时，却感受不到这道城墙，一是四川方言本身属于北方方言，理解没有多少障碍，二是重庆人对于外地人很包容甚至很尊重。北京市民对于外地人当然说不上尊重，但是北京方言没有办法让他们形成语言的共同体，排斥就缺乏力量。另外，不大标准的普通话正是学术界的通行方言；在学术研讨会上，一个京腔十足的发言者甚至会显得很另类。这样的环境就让人很自在。

不过，跟二十多年前相比，北京的变化太大了。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许多胡同已经消失，甚至连地名都给折腾丢了。设计得经常很丑陋而且毫无节制地布满城市每一块地域的钢筋混凝土高楼伤害着人们的视野。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绿树越来越少，污染不断加剧。城市原来格局上的缺陷因为规划设计者的无知蛮干而愈发凸显。西直门轻轨与地铁之间的那种衔接方式，真正是只有故意与人作对的思路才设计得出来。行路难，这里的许多好处就逐渐远去了。不久前，国家大剧院开张，但是，想想堵车，看看那票价，这座建筑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司空曙诗句：

罢钓归来不系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

只在芦花浅水边。

对于这种歌颂田园生活的诗，自己虽然很喜欢，不过也深知那样的时代知识人的境遇远非诗歌里吟咏得那样美好。不久前，我读了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上海古籍2005），愈发庆幸生活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自己这样的人居然有那种称为大学的机构寄身，可以在以书为伴，与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己不会想象归隐山林，即便如此，为了某种身居政治文化中心的“自豪感”、“优越感”或“影响力”而在这样的城市度日如年，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