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叶永朝，男，1976年7月30日生。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7年2月21日被逮捕，同年5月21日被监视居住。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检察院以叶永朝犯故意杀人罪，向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7年1月上旬，王为友等人在被告人叶永朝开设的饭店吃饭后未付钱。数天后，王为友等人路过叶的饭店时，叶向其催讨，王为友认为有损其声誉，于同月20日晚纠集郑国伟等人到该店滋事，叶持刀反抗，王等人即逃离。次日晚6时许，王为友、郑国伟纠集了王文明、卢卫国、柯天鹏等人又到叶的饭店滋事，以言语威胁，要叶请客了事，叶不从，王为友即从郑国伟处取过东洋刀往叶的左臂及头部各砍一刀。叶拔出自备的尖刀还击，在店门口刺中王为友胸部一刀后，冲出门外侧身将王抱住，两人互相扭打砍剌。在旁的郑国伟见状即拿起旁边的一张方凳砸向叶的头部，叶转身还击一刀，刺中郑的胸部后又继续与王为友扭打，将王压在地上并夺下王手中的东洋刀。王为友和郑国伟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也多处受伤。经法医鉴定，王为友全身八处刀伤，左肺裂引起血气胸、失血性休克死亡；郑国伟系锐器刺戳前胸致右肺贯穿伤、右心耳创裂，引起心包填塞、血气胸而死亡；叶永朝全身多处伤，其损伤程度属轻伤。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叶永朝在分别遭到王为友持刀砍、郑国伟用凳砸等不法暴力侵害时，持尖刀还击，刺死王、郑两人，其行为属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第1款、第3款、第20条第1款的规定，于1997年10月14日判决如下：
　　被告人叶永朝无罪。
　　一审宣判后，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其主要理由是：叶永朝主观上存在斗殴的故意，客观上有斗殴的准备，其实施行为时持放任的态度，其行为造成二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叶永朝的犯罪行为在起因、时机、主观、限度等条件上，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永朝在遭他人刀砍、凳砸等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不法侵害时，奋力自卫还击，虽造成两人死亡，但其行为仍属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1)项的规定，于1998年9月29日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刑法第20条第3款应如何理解与适用?

三、裁判理由
　　1979年刑法第17条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规定得比较抽象、笼统，特别是将防卫过当界定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因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掌握过严，束缚了防卫人正当防卫权的行使，不利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1997年刑法不但完善了正当防卫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了防卫过当的行为，而且特别增加了一款，即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此款规定使守法的人在受到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采取防卫行为时，可以不必过于顾虑防卫的手段、结果。
　　当前，各种暴力犯罪在一些地方较为猖獗，严重危害了人身安全，也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刑法这一新的规定有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同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斗争，弘扬正气，震慑犯罪，这是该款立法目的之所在。
　　该款规定不同于一般的正当防卫，我们称之为“特殊防卫”，有人称其为“无限防卫”。它具有以下特点：
　　特殊防卫的前提必须是针对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首先，不法侵害行为是针对人身安全的，即危害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和性权利，而不是人身之外的财产权利、民主权利等其他合法权益，对其他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行为采取防卫行为的，适用一般防卫的规定。这是特殊防卫区别于一般防卫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抢夺所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权利，对抢夺行为进行的防卫则不应当适用特殊防卫。其次，针对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具有暴力性，属于犯罪行为。这与一般防卫的只属“不法”性侵害有明显不同。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行为，均属严重犯罪行为。应当指出的是，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应作广义的理解，它不仅仅指这四种犯罪行为，也包括以此种暴力性行为为手段，而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行为，如以抢劫为手段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行为，以绑架为手段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此外，针对人的生命、健康采取放火、爆炸、决水等其他暴力方法实施侵害，也是具有暴力性的侵害行为。再次，这种不法侵害行为应当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必须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即这种危害有可能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对一些充其量只能造成轻伤害的轻微暴力侵害，则不能适用特殊防卫。因此，对“行凶”行为要注意区分危害的严重性程度。该款规定的“行凶”行为仅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非法伤害行为，如使用凶器暴力行凶、有可能致人重伤的伤害行为。
　　根据该款规定，只要符合以上条件，则防卫人采取的防卫手段、造成的结果法律没有限制，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依法也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区别于一般防卫在防卫后果上的本质特征。这一规定，是针对这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具有侵害性质严重、手段凶残的特点作出的。对此类犯罪行为，防卫人往往处于被动、孤立、极为危险的境地，这种情况下，如对防卫人限制过苛，则难以取得制止犯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的效果，亦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对犯罪行为作斗争。
　　本案中，被告人叶永朝向王为友追索饭款是合理、合法的行为，王为友不但吃饭后不还欠款，在被合理追索欠款后，还寻衅报复滋事，在本案的起因上负有责任。叶永朝虽准备了尖刀随身携带，但从未主动使用，且其是在王为友等人不甘罢休，还会滋事的情况下，为防身而准备，符合情理，并非准备斗殴。斗殴是一种违法行为，其特征是斗殴参加人互相均有非法伤害的故意，双方均属不当行为。本案中，王为友纠集人员到叶永朝所开设的饭店滋事，并持东洋刀向叶永朝左臂、头部砍两刀后，持尖刀反击，其间，向持凳砸自己的郑国伟反击一刀，并在夺过王为友的东洋刀后，停止了反击防卫行为。这表明叶永朝是被迫进行防卫，其在防卫的时间、防卫的对象上均符合法律的规定。
　　叶永朝在防卫行为开始前和开始防卫后，身受犯罪分子凶伤害致伤轻，能否认定王为友等人的行为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首先，法律并未规定特殊防卫的行为人必须身受重伤、已被抢劫、强奸既遂等才可以进行防卫，因此，叶永朝身受轻伤，足以表明对方侵害的严重暴力性质。其次，防卫的目的恰恰是使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不能得逞，因此，即使防卫人根本没有受到实际伤害，也不应当影响特殊防卫的成立；再次，实施严重暴力犯罪侵犯防卫人的行为客观存在。本案中王为友等人手持东洋刀，且已砍在防卫人身人，如不对其进行更为严重的反击，如何制止其犯罪行为?因此，行为人放任、甚至希望将对方刺伤、刺死，在适用本条款规定时，不应成为障碍。因为叶永朝在受到严重人身侵害的情况下防卫，是法律允许的，具有正义性，虽造成两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仍符合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故不负刑事责任。一、二审法院的判决、裁定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该款规定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刑法第20条第3款是人民群众同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但在实际审判业务中，此类案件往往情况复杂、造成的后果严重，因此要注意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把握住正当防卫的正义性这一基本要素，排除防卫挑拨、假想防卫等情况，既要保护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行为，又要防止坏人假借防卫而犯罪，以体现刑法本条款的立法原意。

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

滕彪

    贺卫方按：上午在博唠阁上转载了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很快接到滕彪博士电话，他告诉我转载者不是完整本，并希望我能够在这里把“完整面目”示人。我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也很愿意遵照他的指示办理。

http://tengbiao2.blog.163.com/blog/static/13463100820106239120691/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夏俊峰的辩护人，我首先向被害者家属表示同情；不管夏俊峰有罪与否，两个公民的死亡总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我也将向法庭表明，两名城管和夏俊峰一样，都是城管制度的受害者，今天的法庭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一个悲剧引发新的悲剧，一个错误伴随着新的错误。

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能把法律之外的个人情绪和政治压力等因素放在法律之上。依照诉讼法理以及刑事诉讼法第186条之规定，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一审判决是否正确。我要向法庭证明的是，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构成故意杀人罪，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控方指控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判处夏俊峰死刑，则是量刑错误，与相关法律规定相违背。

一、 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定性错误。

1、案发之前夏俊峰并不认识两被害者，无冤无仇，该案的起因是2009年5月16日沈河区城管申凯、张旭东等十几人进行野蛮执法。

证人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证明，“城管把人抓住，就抢煤气罐，（香肠竹签等）东西扔了一地。妻子不让扔，十几个城管围着夏某就开始打，夏求别打了也没放过，打得夏某来回倒，站也站不住。”夏俊峰的一只鞋底被城管人员踩掉留在现场，在一审时已经作为证据提交并出示（公诉机关开庭也对此也予以认可，但是一审判决书中对如此重要的证据只字未提）。夏俊峰的供述，“城管像土匪一样把锅碗瓢盆往地上扔，我们求饶，说今天周六，他们说‘别废话’，一城管打我后脑勺……”夏俊峰妻子张晶的证词也证明了夏被十几人推搡殴打，在张晶下跪恳求的情况下城管也仍然没有住手。城管祖明辉的证词也承认，夏俊峰的煤气罐“被我们夺下来，放在货车上。”（卷三34页）。

2、在野蛮执法之后，城管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并带到办公室进行殴打。这样，被害者申凯、张旭东当时的行为就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证人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证明，是城管人员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而不是夏俊峰主动上车。夏俊峰的供述、妻子张晶的证词也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2月25日夏俊峰询问笔录：“三四个城管拽我到他们车里。我挣扎反抗，不想跟他们去。”）张伟的证词是“夏俊峰主动上车”，这与而张晶、尚海涛等5人的证词相矛盾，一审判决书对此没有任何解释。辩护人注意到，张伟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足采信。比如5月16日笔录，张伟提到夏俊峰刺了他一刀后又追他，但没追上。矛盾之处是：夏俊峰怎么可能追不上一个大腿已经受伤的人？又如，5月16日案发当天的笔录明白无误地说，“没看见”申凯和张旭东被谁刺伤（卷三17页）；但一个多月后的6月22日笔录却说“夏俊峰背对着我，正在用到扎张旭东。”（卷三20页） 这显然不符合记忆规律，是在说谎。考察当时情境：城管野蛮执法，商贩避之唯恐不及，城管人多势众，不愿空手而归；夏俊峰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仍被殴打，前去虎狼之地将会如何，可想而知。因此“主动上车”之说，只有城管人员的证词，其实只是城管人员逃避责任的谎言而已。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行政处罚法第1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有公安机关行使。行政执法沈河分局及城管人员当然无权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并限制在办公室的行为，已经符合非法拘禁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根据夏俊峰的多次陈述，秃头的城管人员先是辱骂他“你怎么那么能装B呢”，继而用拳头打他的头部，两人对夏俊峰拳打脚踢，秃头还拿桌子上的铁茶杯砸他。可见申凯、张旭东当时的行为不但构成非法拘禁罪，而且具有殴打辱骂情节，属于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的，从重处罚。

3、夏俊峰在被羁押时，就要求警官将其胳膊上被打的伤拍摄下来，这有力地证明了被城管殴打的现实。
 
夏俊峰在被抓到办公室之前并没有受伤，案发之后数小时后即被抓捕，刺伤只能是在城管办公室被殴打所致。据夏俊峰陈述，当时他的“两个胳膊都有伤，青一块紫一块。大腿根部有很大一块淤青。当时没照相。脖子、后背都有青紫，头上还有包，但都没照相。左耳朵二个月都一直耳鸣。当时只照了胳膊，法庭出示的两张照片就是。”夏俊峰被殴打至身体多处青紫，事件发生过程又仅有数分钟，说明夏俊峰被城管殴打而被逼自卫。但一审判决书对案卷中的、法庭出示的这两张照片竟然只字未提。对这么关键的证据避而不谈，说明一审审判机关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中立性。 
 

4、从死者的伤口形态分析，当时张、申两人正在俯身对夏俊峰进行持续殴打。

死者申凯左胸和背部刺创，死者张旭东左胸部上方刺创，并且均有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

首先，非要害部位的刀刺不符合故意杀人的特点，如果是故意杀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去刺扎无关紧要的部位。

其次，申凯身高1.82米，张旭东身高1.80米，而夏俊峰才1.65米，如果都是站立姿势，不可能在胸部以上形成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当时夏俊峰为半跪姿势，右手持刀，只有向前上方和向左肩后乱捅，才能形成被害者胸部上方的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这也表明夏俊峰被踢成半跪姿势后，申凯和张旭东仍未停止行凶，而是俯身继续对之进行殴打。

最后，夏俊峰身体矮小，张、申二人身材高大，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差距悬殊，且在城管办公室被限制人身自由，夏俊峰主动殴打两名执法队员，绝不符合常理；只有突然而紧急的防卫，使张、申不及闪躲，才能解释张、申二人身上刀伤的部位、走向和次数。

5、夏俊峰进行防卫时所使用的小刀，并非事先准备；而且当时情境下用刀防卫，完全出于本能。

夏俊峰所用的刀是平时切肠用的，并非有预谋准备。他并非一开始就掏出刀，也不是突然想起身上有刀；他是被城管人员猛踢下身时，用手去捂痛处，才摸到了揣在兜里的小刀。完完全全出于防卫的本能，他才摸出刀来进行反抗。

6、夏俊峰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故意伤害、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夏俊峰的陈述，“到了执法队。陶冶先下车，开门。张旭东问：你农村还是市里的？我说：“这还有什么区别啊，摆摊的，都不容易。”刚进屋，后来又进来一辆车，下来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叫申凯），他进屋就骂我，开始打我，用拳头打在我脑袋和耳朵上，我就想往外跑，
和申凯面对面了，马上张旭东就把我脖领子抓住了不让我跑，也打我，用拳头叮咣打，张旭东和申凯就把我夹中间了，张旭东用脚踢我大腿根部，特别痛，我右膝盖被踢跪地下了。我就去捂痛的地方，就摸到刀了。” 
当时，夏俊峰被非法拘禁的状态在持续，被野蛮殴打的状态没有停止。在行凶者的非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夏俊峰被迫进行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全部要件。

7、夏俊峰的防卫行为虽然造成两死一伤的后果，但并非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一般而言，在面临非法侵害时，如果用较缓和的手段能制止侵害时，就不要用激烈的防卫手段；当侵害行为已经被制止时，就不应再继续对侵害者进行伤害。而对“必要限度”的把握，必须结合当时的环境、体质、精神状态、可能的反抗手段乃至相关的社会背景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夏俊峰处在被非法拘禁状态，两城管人高马大，除了拳打脚踢之外，还用了铁杯子等工具虐待夏俊峰，使用铁杯子殴打夏俊峰，这足以对夏俊峰的生命形成了威胁。后面极可能有其他城管队员陆续进来，此时，除了用随身携带的摆摊用的小刀，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夏俊峰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这是最典型的正当防卫的心理状态。

根据夏俊峰当庭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他根本无法确定，自己被殴打何时结束以及会有何种结果。城管野蛮执法人所共知，城管打人事件几乎天天都有，而城管殴打公民致死的案件也不在少数。在互联网上Google“城管 野蛮执法”有261,000条结果，“城管 打死小贩”有602,000条结果，“城管 暴力 致死”有782,000 条结果。

2000年9月6日，四川眉山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管理中队郑光永、吴顺乾、驾驶员张卫东等人上街整治乱摆摊设点将杜某乱拳击伤，唐德明被甩下货车身亡。

2001年5月29日，宁夏灵武市城建局城市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强行没收锅灶时，将杨文志打死，并打伤杨建荣夫妇等人。

2001年11月12日，因与市容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安徽宿州市个体工商户张福才在多名执法人员的推搡与踢打中身亡。

2002年1月18日，重庆市沙区城管人员在检查市容卫生过程中与沙区双碑村陈家连生产队的个体户余波发生争执，开执法车从余波腹部碾过致其死亡。

2002年11月18日，26岁的青年郭战卫在西安被莲湖区数名城管殴打致死，与他同行的一名跟车青年也被打成重伤。

2003年1月2日，广东潮州市庵埠镇一名三轮车夫在与几名城管人员争执中丧命。

2003年2月，西安市雁塔区城管在小寨兴善寺东街清理占道经营时，一工作人员竟将摆摊的孕妇金昌艳推倒在地，并在金的肚子上踩了两脚。后经医院检查，金昌艳腹中的胎儿不幸死亡。

2004年7月20日，广州天河区员村街道办城管人员在野蛮执法过程中将外来商贩李月明打死。

2005年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人员打死。

2005年11月19日，江苏无锡城管打死小贩吴寿清。

2006年2月16日，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第九分队将上海市民李秉浩殴打致死。

2006年10月9日，广西来宾市象州县的一名流浪汉被喝醉酒的城管队队长覃宗权殴打致死。

2007年1月8日下午15时40分左右，山东济阳县经一路宏伟酒业经营部老板李光春被11名城管打死。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竟陵镇湾坝村魏文华路过该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

2008年7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综合执法大队的周某等4名执法人员在大田湾体育场附近将正经营的摊贩刘建平殴打致死。

2009年3月30日，江西萍乡市开发区横板村16组村民陈某被该区城管人员一、二十人群殴致死，事后家属抬着尸体封堵了境内320国道路段，抗议城管暴行，引发近万名群众围观。

2009年10月27日，昆明市福发社区城管分队在野蛮执法时与一三轮车夫潘怀发生冲突，并将其打死。

2010年6月1日,深圳城管与老太发生争执活活碾死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