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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自杀事件频发
 
来源:羊城晚报
来源日期:2011-5-8
 
 

  中国大陆人口超过13亿,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在这个群体中,政府官员肯定不占多数,但却是最受关注的一批———人们难以理解,拥有“高位重权”、“好生活高福利”的官员们,为何会走上绝路呢?  ...

  ■公务员上升渠道单一,只有当官一条路,眼看其他同事升了上去,心理压力自然会增大

  ■有些官员涉嫌腐败,畏罪自杀,主要线索断了,从法律上来讲,所有责任就都免除了

  他们有光鲜的身份、体面的职业、稳定的生活与收入,但他们还是选择了纵身一跳,扔下妻儿,扔下功名,去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大陆人口超过13亿,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在这个群体中,政府官员肯定不占多数,但却是最受关注的一批———人们难以理解,拥有“高位重权”、“好生活高福利”的官员们,为何会走上绝路呢?

  他们为何寻死?是不堪压力?病魔缠身?还是违法乱纪后的惶惶不可终日?中国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他不相信官员自杀的原因都是“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他认为一些官员表面风光,内心却有着无人知晓的秘密和苦恼。

  纵身一跃后,就是阴阳两隔,当事人的想法或许永远成谜,人们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探寻些许真相。

  自杀频发

  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原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原常州市编办主任……

  4月28日下午2时30分,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爬上自家房顶,从18楼纵身一跃身亡。

  官方调查透露,张广生经常失眠,近期情况趋重并呈抑郁症状。他长期超负荷工作,自感工作压力过大。今年初,张广生感觉身体不适请假休息,领导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但张广生坚持每日工作半天、针灸治疗半天。据洛阳市公安局初步推断,张广生坠楼与精神抑郁有关。

  一天后的4月29日,下午3时许,距离洛阳800多公里外的江苏常州,市编办主任许明新从所住小区11楼跳下,当场死亡。警方通报称,在现场发现了死者遗书:“本人患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后伴有胃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人经常无力,身体长年很难受。我不想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对养育之恩,来世报答你们……”

  而在此前的4月12日下午3时50分,36岁的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县委保密机要局副局长关可平从行政中心大楼十楼跳下,当场身亡。4月16日,经县公安局侦查和南昌大学一附院提供的病历证实,关可平因患抑郁症而跳楼。消息透露,事发当天上午,关可平被上级领导找去谈话,拟将其调任某乡镇副书记。

  北京市卫生局官员曾透露,自杀已成为中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还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官员自杀数量虽然不多,但近年来每发生一起官员自杀事件,都会引起一阵舆论骚动。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当年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属于自杀。

  自杀的官员,涉及党委、政府及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系统,级别纵跨科级到省部级,其中以科级与县处级占多数。

  厅局级官员方面,7年前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去年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从市政府办公楼跳楼备受关注,其中余小平生前是江西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自杀的地级市委书记。

  省部级官员自杀的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李福祥等。

  有关方面在介绍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时,多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

  无人倾诉

  在家是顶梁柱,在单位同事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没有一生不变的“铁杆朋友”,他们就无处倾诉了

  在普通百姓看来,公务员衣食无忧,各级官员更是位高权重,他们拥有更多资源解决普通人难以解决的压力与难题……有这么多的优势,他们为何还要自杀?

  中纪委首批特聘研究员、中山大学吴志雄教授分析,广东近年来几起官员自杀案例,经分析原因并不是因为腐败被查,而是工作压力太大。

  吴志雄说:“我以前在机关工作,后来转到大学教书。我感觉,在大学当老师比当公务员舒服。”

  吴志雄还介绍,在普通人看来公务员是铁饭碗,工资和福利待遇都很好,但实际上公务员只能吃“皇粮”,不能吃“杂粮”,工资多少是定好的,只要是捞外快就属于违法乱纪。而且公务员上升渠道单一,只有当官一条路,年龄越大,越升不上去,而眼看其他同事升了上去,就会很不平衡,心理压力自然增大。毕竟,公务员系统超过80%是非领导职位。

  “在公务员系统,同事关系比较微妙,自己压力也大,即使抑郁,也很难找到倾诉对象。”吴志雄说,往往同事就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一般人都不会让同事分担自己的难题、压力、痛苦,患病了也不可能告诉同事。有些领导还要在下属面前树立硬汉形象,苦恼更不可能向下属说了。

  “那告诉谁呢?”吴志雄说,官员在家是顶梁柱,自己有委屈、有压力也不好向家人诉说。如果没有一生不变的“铁杆朋友”,他们就无处倾诉了。

  吴志雄特别提到,2010年2月自杀的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前一天还参加了儿子婚礼,次日就坠楼身亡。省检察院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检察长,自杀原因是患上了抑郁症。

  压力巨大

  《人民论坛》曾调查,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存在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心理疲劳以及心理不平衡

  不少专家在分析官员自杀现象时,都提到了官员的压力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领导模式、思维方式均需更新,自己又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而日臻完善的问责机制,也让官员的心理压力大增。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部分官员缺乏危机处理经验,让自身也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如此分析。

  李毅中在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时,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这也许吻合了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压力太大。

  北京是较早关注官员群体心理健康的地区之一,2005年5月,北京市相关机构对200多名中年官员进行了一项定向精神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倾向。同年6月,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也对100多名官员进行了心理健康调研,结果发现官员普遍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人民论坛》杂志也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部分官员

  自杀事件

  2011年

  ■4月29日,江苏省常州市编办主任许明新跳楼身亡

  ■4月28日,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跳楼身亡

  ■4月20日,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自缢身亡

  ■4月12日,江西省遂川县委保密机要局副局长关可平跳楼身亡

  ……

  2010年

  ■10月16日,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原书记邬学新跳楼身亡

  ■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自缢身亡

  ■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撞火车身亡

  ……

  有一些官员选择自杀

  可能是被迫丢卒保车

  少数地方官商之间会形成牢固的利益联盟,当这个利益链中某个官员出了问题,眼看即将“全军覆没”,有人就会牺牲“小我”……

  “官员一自杀,要么解释说工作压力大,要么说患有抑郁症,但老这么说,百姓会怀疑。”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官方的调查对某个个案而言可能是真实的,但如果说绝大多数非正常死亡的官员都是因为压力大、患病致死,百姓会有很大疑问。

  “相比普通百姓面临的压力,官员位高权重,应该有更多的方式去缓解压力。”竹立家说,比如同样患抑郁症,普通群众可能没有充分的条件去看病治病,但官员有公费医疗,有各种福利保障;比如工作压力,普通百姓有下岗、降薪的危险,但公务员通常“旱涝保收”,自己不犯错误,铁饭碗不会丢,工资不会少。

  有专家分析认为,官员掌握着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由于中国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利益冲突的机制,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寻租交易”使官员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在众多诱惑和高压反腐之间,官员的心态常常矛盾和失衡,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

  实际上,有一些官员自杀后,媒体到当地调查时,群众就反映,此人可能涉嫌腐败被查,是畏罪自杀。有些网友甚至一听说官员自杀,就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肯定与腐败有关。

  “一个官员死了,一死了之,怎么进一步追究家人、亲友等人责任呢?没法追!”竹立家说,不少人会将有些官员自杀与腐败被查联系起来,但终究无法考证,因为人死了,主要线索断了,从法律上来讲,所有责任也就都免除了。

  官员畏罪自杀现象有例可循,比如韩国前总统卢武铉———2009年4月,卢武铉家人被指涉嫌受贿;4月30日,卢武铉本人首次被韩国检方传唤,5月23日即自杀。几个小时后,韩国检方即终结对卢武铉案的调查。

  有专家分析认为,有些官员相互之间形成了牢固的利益联盟,大官保小官,小官保老板,盘根错节。当这个利益链中某个官员出了问题,眼看即将“全军覆没”,有人就会牺牲“小我”,丢卒保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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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

陈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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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警察学院兼职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研究生)班结业。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宣传联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法律文书委员会理事。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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