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遇罗克因《出身论》被判处死刑

殉道者遇罗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主笔◎李菁

　　殉道者

　　1968年1月5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羅’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八·一八”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让遇罗克有了写文章反驳“出身论”的直接动力。他很快就完成了《出身论》的初稿。

　　不久，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这时，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也属于滚滚洪流中的两位。他们到广东串联，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报或印刷品，油印条件非常方便，于是他们试着写了几份反“出身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哥哥《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街头。落款是“北京呐喊战斗队”，没有写真名。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很多串联的学生帮我们印、帮我们贴，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写‘大毒草’，批注特别多。还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报贴出来，反响特别强烈。我们觉得时机到了，广州毕竟远离政治中心，也应该在北京宣传。”遇罗勉回忆。

　　两个弟弟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在北京的哥哥，同时也告诉他这种简单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罗克《出身论》的定稿寄了过来，让他们在广州油印。同时，遇罗克和遇罗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因为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

　　“文革”运动的发展开始迅速波及老干部，早期对出身有天然优越感的“老红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他们公开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

　　当“中央文革”发现这部分红卫兵已经成运动阻力时，“联动”及其“血统论”也开始受打压。“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对血统论，打击老红卫兵，收买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抑的青年人，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也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遇罗勉说。

　　这时，红卫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权，“其范围已扩大到普通学生，都自称是红卫兵”，遇罗文称之为“新红卫兵”。当“联动”遭打压时，“新红卫兵”们也开始看到批判“血统论”的时机。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遇罗文，说他们看到贴在四中的《出身论》后深受感动，来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3个年轻人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当时中学生办报的人并不多，民办的报纸几乎没有。”遇罗勉说。所以尽管《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遇罗文说，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我们接到好多人来信，很多被出身影响的年轻人，觉得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遇罗勉说。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对失控的几个月里，遇罗克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反动的血统论思想。这些文章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我们一直坚持办了7期，直到《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文说。在这7期报纸中，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占总数的将近3/4。

　　其实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因为发表时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慢慢的，我们这些办报的人都知道他了。”对于当年的举动，遇罗文坦率地说：“有的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红。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白，这个风险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经几十年了，怎么会因为我们的一份报纸而改变呢？”遇罗文说，“母亲当时就说：你们太冒险了。”事实果然被母亲言中。

　　永远的怀念

　　因为父亲是学工科出身的，“对问题从来不含糊，爱深究”，在思维方式上，遇罗文和遇罗勉都认为，大哥像极了父亲，“逻辑性强，严谨”。而在性格上，“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性格像母亲，他们小时候就很爱表达”，遇罗勉评价。他说喜欢《牛虻》一类作品的大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的牺牲是不足惜的”。

　　遇罗克的母亲出身富裕人家，爱美，姥姥告诉遇罗勉，当年日本人轰炸济南时，别人都裹着细软逃命，母亲却带了几本相册跑。那些曾记录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女无忧青春的相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而原来娇生惯养的母亲却坚强地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而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与坚韧。1978年冬，王秋琳带着儿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为遇罗克的平反问题而奔走。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勉说，哥哥去世后，家里再也没人正式提起过他，无论是他的生日还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回避，“毕竟是一个太大的伤口”。不过，遇罗文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一句“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哥”，就意味着最严厉的指责了。母亲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及大哥，她内心的痛苦是她死后孩子才从她的日记里知道的。“母亲每天上下班经过‘工体’，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因为哥哥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记就写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罗克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