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斯大林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共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能。社会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在管制型社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迈过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是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于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了1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资的2%-3%，(目前中国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1/3);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这个道理就像几百年前但丁所说的：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就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个人工资远远高于苏联的人均平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这个社会抵触情绪已经接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了极限，靠着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忽悠”或者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不可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了这样的剧变”(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78-279页)。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央编译局编：《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46页)。他还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46页)但是他掌权后，自己恰恰就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晓夫打开后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他们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斯大林时代是回不去了。人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假如人们自己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后一项。到苏联末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于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结果大约有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剧变前，剧变后的时代也一样。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东欧剧变20年研讨会上，哈维尔一再强调东欧“剧变”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同样在剧变以后评价转轨时，他也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应当“少迷信经济学家”，转轨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活跃方面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