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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有西按]用震惊来形容今日中国的法制乱像,已经都不够力度了。抛弃法治用人治,不用法制保护人民而又要体现亲民政治,结果路线图就是:法制失效,群众找清官——清官要宣传和表现亲民形象--全国大接访--全国大上访——最终难以承受--上访分省责任追究---全国大截访---化钱收买上访人平息----安元鼎谴送----精神病院迫害关人---专政机器抓上访人——看守所关人----寻找理由判刑----把人关死——逃跑曝光——政权更加丧失公信力。问题好象出在微观,出在基层,根源则是治国思路出了问题。不要法治,用人治的必然结果。湖北为什么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敢开大型新闻发布会公开撒谎,坚持不纠正冤案,安元鼎事件为什么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具体干的人有恃无恐——是上面要我们这样干的,没有办法,我们也委曲。我们有上访指标。这样的人不用这个办法没有办法制止他上访,只有找个精神病的理由把他关起来,总比阜阳白宫书记那样把人搞死好一些。这种事情,只有靠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组织对全国精神病院收治人进行大检查甑别,重点鉴别审查有上访史的人,对没有侵害倾向的人立即解脱释放。要异地独立检查。防止这样恶劣的事件继续存在。因为这种行为确实将激起民变,再这样麻木后果其实已经看得到了。

 

 

 

关了四年多的徐武逃到广东后拜访记者,留下了珍贵的视频。

这样的人有没有精神病,恐怕不用专业医生,也可以看出来。

请精神病学的医生们,利用这个视频作个分析鉴定。

 

 

 

 

 

 

 

1998年,湖北竹溪县公安局“强制治疗”通知,

公安局未经医学鉴定即认定上访人郭元荣患有精神病关到精神病院。

 

 

被一个恶搞贴“卖身救父”救出的郭元荣,体现了中国人权保护和司法现状的乱像。 

 

 

“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

 

范正伟

2011年05月05日05:15  

  来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责任编辑:刘军涛)


 

行政认定精神病案例:

 

假冒而真救成功的虚拟美女“郭寒韵”,好好玩了中国司法现状一把。

这样的悲喜剧只有今日中国才会发生。

 


“郭寒韵”原是“郭喊冤”


2011-01-05

 来源: 南国都市报(海口) 
 


据报道:4日上午,不停举报当地官员的湖北十堰市竹溪县建设局干部郭元荣,终于从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出来,回到他四弟在十堰市的家中。此前,他已在该精神病院被关了14年。郭元荣的家属向记者确认了这一消息。

  网友发帖“卖身救父”

  新年第一天,网友“郭寒韵”在天涯发帖称,其父郭元荣14年前因举报当地官员相关问题,被公安局关进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家属屡次想将其接回家但未能成功,至今已被关14年。该网友表示,谁能救出其父,“姿色尚可,至今守身如玉”的她愿以身相许。该帖目前已有逾10万网友点击,并跻身“热帖榜”。

  1月3日,十堰市茅箭精神医院精神科证实该院确有此病人。当晚,记者从郭元荣的妹妹处了解到,帖子出来后,竹溪县当地官员找家属谈判,同意放人,但对郭元荣出来后的待遇及补偿问题未谈拢。

  举报领导被关精神病院14年

  网友“郭寒韵”发帖称,其父郭元荣是湖北省竹溪县建设局职工,在1994年曾揭发该局某领导的经济问题,并对当地调查处理结果不服,不断向相关部门揭发检举,结果被竹溪县公安局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记者在网帖上看到一份1998年4月29日发布的落款为“竹溪县公安局”的通告扫描件,通告称,“近段时间以来,郭元荣的言行异常,已对社会稳定构成危害,证明其‘精神分裂症’复发,因郭元荣的家属‘未能按承诺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义务,使其处于无管束状态’,决定‘由政府强制治疗’”。网帖同时附上一份2001年12月17日茅箭精神医院精神科写给竹溪公安局局长的信件影印件。该影印件内容为:“贵局送我科精神病人郭元荣已住院多年,可以回家休养。另外从今年2月至今欠款近2万元,请局长和郭单位协商交住院费及出院问题,多谢。”

  自称24岁、师专学历且未婚的“郭寒韵”放言:“谁救出我爸,我做你的女人。如果你有爱人,我做你的奴隶。”

  “病友”彭宝泉曾见过郭元荣

  其实在2009年4月15日,拍上访照片被关入精神病院的彭宝泉(见羊城晚报2009年4月11日报道)被放回家后,就曾对记者说过在茅箭精神病院见过被关了十多年的郭元荣,“他每天梳妆整齐,非常规矩,看上去是正常人”。彭宝泉后来在全国网友“围观”下,几天后便得以出来,但他仍记挂着这位叫郭元荣的“病友”。

  3日晚,彭宝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网上这个“卖身救父”的帖子是他和另一位热心网友陈永刚背后操作的,“目的没有其他,就是想救出这个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帖子99%是真实的,相关资料都是由家属提供。”至于为何以“郭元荣的女儿郭寒韵名义发布,并喊出‘谁救出我爸,我做你的女人。如果你有爱人,我做你的奴隶’”,彭宝泉称这其实是杜撰的,目的是吸引眼球,郭元荣只有一个儿子,“郭寒韵”实为“郭喊冤”谐音。

  同意放人但谈不拢补偿

  3日下午,羊城晚报记者联系到十堰市茅箭精神病医院,一值班护士证实该院确有一名叫“郭元荣”的病人,并说该病人是“单位上送来的”,“最近他的家人要接他出院”。当记者问到郭元荣当前的病情及“他是不是真的精神病”时,该护士称:“是不是(精神病)不是我们说了算,没病能到我们这里来吗?”


  3日晚,郭元荣的妹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网帖出来后,3日上午竹溪县公安局、建设局、信访办的人找她谈判,说同意放人,但她担心郭元荣出来后会不适应社会,生活不能自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好他的待遇和赔偿问题,结果双方谈崩了。

  郭元荣的弟弟近日说,郭元荣精神一直很正常,而且没有暴力倾向。他还介绍,郭元荣14年来只出来过两次,加起来只有两个月,最后一次出来大约在1998年,此后一直被关在里面。竹溪县建设局14年来一直都给郭元荣发工资,由父母代领,另外还分了一套房子。这几年的精神病院治疗费也是建设局出的。

  (据《羊城晚报》) (本文来源: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

 

飞越“疯人院”
 
徐武事件调查
 

 

                    《新快报》特派武汉记者 余亚莲 文/图

2011-5-5 22:29:57

 

    【陈光武按】 徐武的事情已经发展成为涉及公民人身权问题的社会事件。一旦徐五“被精神病”最终被证实,涉嫌非法拘禁受害人四年之久的严重刑事案件将浮出水面。那些在这一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公安机关领导、武钢干部、医院相关医生和负责人,将面临至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刑事责任。我们将拭目以待!

                                

   “飞越疯人院”的徐武被带回了武汉,他70多岁的父母,仅仅凭借上次儿子被抓回的“经验”,就断定他还是被关押在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的精神科。

    昨日上午、中午、晚上,两位老人蹒跚着三赴“疯人院”而不得入。

    第一次去时,能进入第一道大门,但在第二道门被拦住;第二次去连大门都进不去了,还差点儿被院方的人殴打;第三次去则根本没有人理,他们在楼下一直仰着头,默默地看着昏黄的灯光。望着铁窗,徐妈妈伤心哭喊:“武儿,妈妈来看你了,你探头看妈妈一眼……”

    “今天医院已经紧急加装铁窗并层层把守,如临大敌,精神科门口也有警察看管,楼上好像还有两三个。”徐父说。 据湖北省公安厅相关人士表示,武汉警方将在近期对此事有所回应。

                          警察看门把守“疯人院”

    27日,在经历了广州与儿子短暂的相聚又戏剧性地分离之后,徐父搭火车于前日早上回到武汉家中。一下火车,他就开始寻找儿子的下落。他认为,徐武一定又是被关回了那个“受了四年罪”的地方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 徐父是买站票回到武汉的,70多岁的老人都要虚脱了。但昨日一早,他就奔赴了精神科,去找儿子徐武。 昨日上午8时左右,他和老伴儿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转了一趟车才抵达医院。但是,在精神科三楼病房那里,两个警察把守着铁门,不让人进去,里面还有一道铁门。 把守铁门的人没有穿**,记者曾询问徐父如何肯定对方是警察?徐父回答:“徐武之前曾经逃跑过一次,当时被抓回来之后,到处都是警察看守。这次也一样,也有警察看守。”他还说,他认得其中一个看门的人,“绝对认得,就是钢城分局的人”。

    徐父认为,医院这样如临大敌层层把守,就说明徐武就被关在里面。2007年3月,徐武曾经逃跑过一次,沦落到大街上捡垃圾吃。后来,他被抓回来就是被关回了精神病院,也是像这次一样,有警察把门,“所以这次,他肯定还是被关在里面”。 两位老人并不闹事,只是想来看看儿子。“把门儿”的人告诉他:“不让看,谁来都不让看。” 问徐武是不是关在里面,对方也说“不知道”。徐父徐母只好大声喊着徐武的名字,喊了十多声没人应答,一直喊到泪流满面。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后,嗓子都哑了,两位老人才**离开。

                          “精神病人只能周三探视”

    昨日下午,两位老人在一名记者的陪同下,再度来到“疯人院”,这次他们甚至连楼都上不去了。徐父看着三楼连连叹气:“我儿子每次被抓回来,都是关在这个医院,24小时不开铁门,像关动物一样。半个月之后,才白天开门,晚上不开门,我儿子则被单独关在一间。” 随后,他们开始敲门,下来一个人告诉他们:“某某部门有规定,精神病人只能星期三才能看,平常不能看。”徐父很纳闷,以前都没有这种说法,都是没人看管的,可以随便去看,这回怎么就不能看了?这个“不能进”,让他更加笃定徐武就是被关在“疯人院”里。 同行的记者大叫“你们这是违法的”,吵着要进去。医院里突然跑出来六七个人,两名穿**的保安、一名自称医院保卫部负责人的男子和一名“医院领导”将徐父徐母围住。

                             院方与记者发生肢体冲突

      当时,徐父激动地说:“你们不讲人性!”院方围着他,不让他上去。 双方吵了起来,随后演变成肢体冲突,推推搡搡。徐父事后说:“当时有个人想冲上去打那名记者,被我和老伴儿拉住了,如果我们没拉住,可能就真的打到了。后来,那个记者说,他在推搡中受伤了,腿被刮伤。” 半个小时之后,警车从院子外面呼啸而来,下来两名警察,但最终也未能解决问题。徐父还是没看到儿子。 昨晚,徐父和徐母三赴“疯人院”,仰望着精神病科三楼两层铁窗后昏黄的灯光,一脸落寞和伤心。

                  记者探营 三楼全部两层铁窗 徐武再无逃走可能

    昨晚,记者在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一楼,看到了徐武曾经逃跑出来的房间,房间的窗户只有一层铁栏杆,最下面的一段钢筋已经被徐武用床单绞断,至今没有装好,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大洞。而该楼的第三层则全部加装了一层铁窗,每个窗户上都有厚厚的两层钢筋。 徐父告诉记者:“三楼的铁窗是今天刚刚加上去的,今天上午他来的时候,医院还在紧急施工。现在装了两层铁窗,又被关在三楼,徐武再也不可能逃出来了。” 徐父还告诉记者,昨日中午,武钢大型厂退休办的书记曾到家里了解情况,“但他们也没告诉我儿子在哪里”。 昨日中午12时左右,武钢炼铁厂也来了一个人,将27日在南方台内被掳走的包裹还给了徐父。但是,包裹里面的材料全部不知所终,有关徐武的所有东西都没了,包里只有一块面包、两个充电器和一个钱包,甚至连徐父的衣服都没有还给他。徐父还一直念叨着:“我里面还有6件衣裳啊,里面还有裤头、汗衫呢……”

                             现场特写 夜灯下父母含愁望窗

     昨夜7时30分,武钢第二职工医院门前只有一圈灰蒙蒙的灯光。72岁的徐父和老伴儿相互搀扶着到医院门前,他们走过一条黑漆漆的小路,一路上都没有灯。 几百米的路程,身体不好的徐妈妈走不动了,停下来擦虚汗,气喘吁吁。 这是一天之内他们第三次走进这里。他们入夜之后蹒跚而来,只有一个目的,想趁着夜晚人少,看能不能见儿子徐武一面,想看看被武汉警方从广州带回来的徐武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被打、**待,现在到底是死是活”。 徐妈妈说:“看不到我儿子,我放心不下,我天天做梦梦见他被人打。”眼泪就那样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到了精神科楼下,徐父和徐母被一道铁门拦在门外,他们仰望着楼上昏黄的灯光,满脸悲戚。

     徐妈妈在门口试图求人放她进去,一直没有人过来,她扒着铁门眼巴巴地往里面望,除了蜿蜒而上的楼梯之外,没有人,没有灯,没有人理睬她。 几分钟后,有一名3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拿着钥匙走过来,瞥了两位老人一眼,一言不发,也不询问二老是来干什么的。她从兜里掏出钥匙打开铁门,徐父徐母像突然看到了救星一样,小心地尾随在该女子身后。 该中年妇女甚至都没有回头看徐父徐母一眼,突然将身体敏捷地挤进铁门,“哐当”一声大力猛拽,试图将铁门锁死。记者冲上前去,奋力拉着铁门都未能拉住。此后,该妇女上楼扬长而去,任徐父徐母怎样哀求拍门均不理睬。 徐父徐母只好站在楼下,一直仰着头,看着三楼新加装了一层铁窗的窗户,默默凝望。徐父说:“以前这里的窗户只有一层铁栏杆,今天这里突然开始施工,在三楼所有窗户上都加装了一层铁栏杆,铁窗都是新装上的,我儿子肯定就在里面。”

    后来,徐妈妈忍不住对着窗户呼喊:“徐武,你在不在啊?徐武,妈妈来看你了。武儿,你在不在啊,武儿,你就看妈妈一眼啊……”一声声催人泪下。 徐父也忍不住跟着喊了几声,之后又赶紧跑过来拉住徐母说:“要是徐武听到了,想答应怎么办?他一答应就会被人打的,我们还是不要喊了……” 半个多小时,徐母就那样抱着楼下的栏杆,一直仰着头,眼巴巴地望着三楼。后来,在记者和徐父的搀扶之下,才肯离去。她不死心地说:“我们明天再来吧,说不定有人一好心,就让我们看了。”

     龚莲芳现在很后悔。2006年12月30日的那个下午,在武钢公安分局及信访部门工作人员“不签就判刑”、“工作都保不住”的巨大压力下,她和老伴最终在那份确认送儿子到精神病院治疗的文件上签了字。此后,为了能给儿子换回自由,他们几乎倾尽家财。
 
     在被关进那间特制的精神病房之前,徐武曾和母亲说,他希望做个律师。这样既可除暴安良,也可以赚钱养家。龚莲芳说,在自己的三个子女中,徐武是最老实的,但也是个“倔驴”。和所有受访者一样,龚莲芳坚持认为,这个二儿子是个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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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

陈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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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警察学院兼职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研究生)班结业。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宣传联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法律文书委员会理事。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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