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胜利？

陈有西

    很多朋友对李庄案撤诉结案很意外，说谁都没有想到。其实这个结局我们是料到的，是预先研判的结果之一。我在20日下午4点40分休庭的新浪微博直播中，已经作了预测，王思璟记者立即作了报道。还有很多朋友对我的撤诉结案的预判不相信，说我过于乐观了，重庆还会有新的动作。

    李庄开庭前4月17日在北京，律师顾问团研究问题，我同李庄妻子说过：要有信心。如果严格依法审理，李庄案百分之百无罪；如果胡搅蛮缠瞎搞，李庄案仍然有百分之九十把握无罪。他们绕不过这些扎实的证据。

    李庄案撤诉公开报道后，有各种说法。网友yuzhile（余自乐？）还在凯迪发文《驳陈有西〈这是法治中国的胜利〉》，说：什么法治的胜利，这是网络造成的汹涌的民意的胜利。本不想回应，但是结合药家鑫案的一些网民狂欢，这体现了当前中国公民的一种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误解，盲目地迷信网络舆论对司法的作用，对建设一个理性的法治国家仍然是非常有害的。而且这样想的年轻网民还不少，进行一些分析很有必要。

     我仍然坚定地说，李庄案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法治的胜利。这个判断不会错。李案撤后这一天中，媒介报道的舆情有各种研判，对撤诉原因作了各种分析。试述如下：

   一、高层权力的干预，很多自认为很了解中国司法运作内幕的资深评论员持此观点。认为重庆突然叫停是因为接到高层的指示。

   二、重庆以退为进，会继续进行其他罪名的侦查，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们还会补充侦查后再起诉。

   三、网络舆论的功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给了李庄案审判的重庆各方以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撤诉。

   四、是因为有强大的顾问团的因素。“史上最豪华的法律顾问团”出场，江、张、贺重量级的法学家、法律家声援，重庆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撤诉了。有谁能够这样幸运请到、请得起这样的顾问团？

   五、是重庆严格依法办事的体现，重庆检察院严格执法把住了关。五毛党实在没有办法找话题，大大放大这一点到处发贴。他们想把重庆再包装成护法天使。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李庄案全方位地体现了中国法治社会新兴力量的崛起。是这些综合力量，在全方位地推动着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整个社会回到民主与法制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依法治国的潮流已经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李庄案的撤诉，是法治中国的胜利。

李案为什么撤诉？原因其实很多。

第一、李庄案确实是一个强权蹂躏法律的构陷案件，根本无法对李庄定罪。天理昭昭，再没有为了一个私欲的目的，而滥用职权故意陷人入罪更卑鄙的事了。李庄没有任何犯罪，他确实是无罪的。李庄只为办一个案，去重庆三次，前后五天，只见了龚刚模和他的家属，准备取证，什么事也没干，庭也没有开、证也没有取，就被重庆抓起来判了一年半；这次重庆又查了一年四个月，查到了辽宁，查到了上海，说是接到了举报，这是骗三岁小孩的。他们真有不满，为什么不早在辽宁、上海举报？怎么重庆警察一到就都“觉悟”了，象打了鸡血一样齐齐举报？全国那么多当事人，都没有举报律师的，为什么到重庆警察手中，重庆的龚钢模、辽宁的徐丽军都会成了举报人？公安把人关回到看守所，不让见律师、见家属。如果李庄稍有一点污点，只要有一点定罪情节和理由，重庆公检法，在一个权力的操纵下，这次都不可能放过他。任何网民、大牌律师都救不了他。任何高层也不会为他发声。江北检察院也不会这样高尚。这次撤案，是实在找不出李庄的任何问题。一些网民说李庄是一个经得起查的、非常为当事人尽职的优秀律师，这是事实。北京那些不但不帮助李庄，反而跟着重庆的说法，在第一季中围剿李庄、切割李庄、以视自己清高的所谓“高尚律师”，真该好好反思自己的判断力。

第二、法律证据的力量。本案是证据确证无罪的典范案例。这次我们辩护律师团调查获得的四个证据，是任何诬陷者都绕不过去的。一是徐丽军2005年向其他律师（法律工作者）陈述“讨回债款”的录音；二是2008年李庄向徐丽军了解案情时作的录像；三是我们京衡上海所胡梦律师，查到的徐汇工商局金汤城公司股权登记原始资料；四是斯伟江律师查到的徐汇法院驳回股权资格的判决。这样的证据，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徐丽军的100万根本不是股权投资，只是一种想讨还的债款性质；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是举报人徐丽军自己三年前就说的是借款，而不是李庄引诱她这样说。只要是公正的法庭，他们就都无法绕开这样扎实的证据，而进行强行误判。重庆公安局耍的恶劣花招，是故意对这些早就知道的无罪证据故意不取证、不移送检察院，而威胁限制证人逼取大量的伪证，想用证人证言定案，而绕开这些客观书证，然后又威胁限制所有证人不到庭。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个借口把李庄再判掉，不让他出来，完成交办的任务。检察院说“控方掌握的证据同辩方出示的证据产生了重大不一致，案情事实出现重大变化，决定撤诉”，其实已经透出了一个重大真相：检察院也被公安局骗了。因为光从大量伪证口供证言来看，检察院公诉科有理由相信，李庄确实在引诱徐丽军伪证。同时，检察院也是在完成一个交办的任务，公安烧好了菜，他急于原样端到法院的桌上，让法院赶快吃，他们只审查了三天就起诉到法院了。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审查。只是这时餐桌旁有了一个人，律师，指出了这盘菜里有虫子，法院才没有囫囵吞下去。江北区检察员可能确实缺乏经验，轻信了公安口供的真实性，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辩方会有这样扎实的关键证据。说明了他们工作作风的不扎实，过于“联合办案”而天然相信了公安取证的真实性和正当性。或者是太听命于权力，丧失了独立检察的原则。我们律师的这次策略，就是完全讲程序、讲法律、讲证据。死死盯住法庭质证一环。其实质证一完，所有旁听的人，合议庭，领导，都已经明白这个案子搞砸了。这就是法庭的力量。这不是网民骂大街所能代替的，也不是哪个领导发善心放李庄一码，而是在严格的法庭审查下，所有的构陷冤案行径都暴露了。如果没有律师的专业法律抗辩，李案绝无撤诉可能性。这就是法治的力量。

三是公开审判的力量。虽然这次审判重庆方面对旁听进行了恶意限制，让大批国内外媒体、全国专程去的律师、热心关注的网民赶到重庆一再申请都进不了法庭，但是，经过挑选获准进去的十多家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界会长和代表，官方领导和办案人员，还是有一百多人全程旁听了审判。特别是法院用了整两天时间，充分地让控辩双方和李庄自己发言，实际上全程展示了真相。其实包括检察法院的一些高层领导，也是通过控辩的对抗，才知道案情的真相，确实无法对李庄定罪。特别是李庄的冷静、客观、依法、动情的自辩，让所有在场的人知道了真相。这就是公开审判的巨大作用。由于案情构陷的不得人心，每一个参加旁听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参加旁听的国际媒体《大公报》、《联合早报》，回去后都进行了客观报道；重庆官媒《华龙网》已经不象第一季一样颠倒黑白倾向性报道，而是基本客观如实同步网上直播，只是多控方信息、少辩方信息；西南政法大学这次没有一个教授再为重庆说话背书。除了没有脑子为完成灌水任务的白痴五毛党，网上已经找不到能够支持重庆公安局如此瞎搞的声音。如果没有如此扎实的庭审，草草过场，真相就不可能被这样揭示，公理就无法被申张。公开审判的强大作用，在本案中充分显现。没有人会再否定秩序正义的功能。

四是严格尽职的律师的力量。斯伟江、杨学林律师这次的出色表现，体现了中国一批真正高素质的、当事人可以信赖的、能够真辩、善辩的优秀律师群体，已经在中国本土健康成长，不逊色于国际律师界的同行。这在中国只经过了短短的三十年。尽管这次社会舆论进行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可以看出，所有的舆论的主导者，是律师披露的真相和证据。随着两位律师对控方证据的质证，辩方的出证，发表辩护意见，特别是我公布了斯伟江、杨学林律师的扎实详尽的辩护词后，整个社会知道了真相，而且对这些真相的解读和理解，是按照中国现在已经生效的法律。再不是网民情绪化的渲泄。重庆的做法，挟着“打黑”的光环和公权力天然的正义性，很能够迷惑一些泛泛而谈的舆论。只有这样扎实的依法、依事实、依证据的展示，才能够把这样一件故意迫害律师的丑恶真相公诸于世。这种揭露是法治化的，而不是非理性的。如果没有真正精通法律的律师的努力，运动化的手法就能够得逞。李庄案的阻击，是律师娴熟地运用了现有的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依法抗争，而取得的成果。这个案例也向所有的学者、律师同行、社会各界、官方高层人士显示，中国律师已经是一支理性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能够使扑朔迷离的社会事件正本清源，用法律的思辩进行解剖，把矛盾恢复到本来面目进行解决。同时也向学者、律师显示，辩护律师必须取证。律师不取证就根本无法驳证，无法建立自己的辩护体系。那些要求律师保护自己不要取证的观点，应当抛弃了。

五是信息社会公开化的力量。这次审判，社会的反响空前强烈。但是官方媒介全部失声。明显是一种全国性的舆论安排。连华龙网，也不再象第一季那样进行正面宣传。很多已经到重庆采访的媒体，不得不回程和撤稿。但是，一种新媒体起来了。网络和手机已经改变世界，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靠堵已经无法奏效。群众总有渠道获悉真相。公开化是法治社会的一大特征。所有的丑恶和阴谋，都只有暗箱操作才能实现。阴谋见不得阳光。司法的生命在于公开。人类发明法庭，就是要公开，让事实在公开抗辩中，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这次我进行的微博直播，百分之百地转发了华龙网的网络直播，控方的观点和证据完全展示。同时，我通过掌握的证据和辩护律师的观点，同步展示了辩方和李庄本人的观点、事实和证据。同时转发了大量社会舆论的观点和评价，根据舆情针对性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通过这种展示，法庭真相的外延被扩大，全国成了审判庭，网民成了陪审员，大家对真相越来越清楚。李庄案成了国内外普遍理性地进行观察分析的大案。网络改变世界。如果没有网络，纸媒一封锁，律师法庭展示的有力证据根本无人知晓，不可能形成真正理性准确的声音。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极先进的信息工具的时代，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基础。

六是已经懂法的理性网民的力量。这次的社会舆论，基本上集中在网络传播上。而网民都是能够上网阅读和表达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一线的工人、农民参与。也可以说，是社会精英层次的人，当然这里说的精英是相对而言。网民的群体，也多数集中的法律圏，主要是律师，经济圈、传媒圏、政法圏的人。这些人有一个重要特点，都是近二十年来，中国进行法学院教育、普法宣传后，有了一定法律基础知识的人。这些人是国家法治大厦的基础。中国要依法治国，要落实民主选举的政治，落实司法控制国家，这些人都是基础。李庄案只是一个涉及一人的小案，能够引起如此反响，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思考、分析到国家的法治大局，这是一个标志性案件。律师已经能够独立判断，不会人云亦云；法学家能够深层剖析，宏观展示；记者能够用法律条文指导报道，用法治观念去进行表达；司法人员能够冷静观察，直接影响到其法庭判断；网民能够穷追法律源头，发议论时能够互相探讨、争辩。这一切，都是国家法治的重要基础。如果在三十年前，中国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有理有据的舆论氛围。

七是良知的力量。有了法治环境，法律人的道德品格，就显得非常重要。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良知的法官。这次撤诉内幕，作为司法机密，不可能被透露。但是毫无疑问，检察、法院，包括参与指导他们的上级的检察、法院的司法人员，参加讨论的更高层的一些人士、法学专家，肯定对这次这样志在必得的审判嘎然而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没有法律理性和良知判断，他们依然可以象第一季一样，闭着眼睛把李庄判为有罪。本案的最后一轮辩论，辩方律师和李庄三个人一致进行了良知之辩，包括贺卫方教授的《致重庆司法人员的公开信》，就是对那些被强权蹂躏、人性扭曲的司法人员的一次“良知策反”，目的就是激发所有司法人员的一种道德情操，责任感和耻辱感，让他们不要迷信和盲从强权，回到良知判断上来。其实从重庆这次的起诉，已经可以看出专案组的两大问题，这个专案组已经四分五裂。一是互相之间信息已经不灵，协调不好；二是已经无法完全指挥法院、检察院不顾原则听命于它。检察院的去掉合同诈骗罪名、三天就送到法院、如此粗糙地审证举证、法院的匆忙休庭和检察的匆忙撤诉，无不证明，重庆高层对李庄案真相和定罪可能性，其实是不了解的。他们是到开庭后才明白搞砸了。高层身边已经没有人对其负责，向其讲真话。下层司法人员，也只是消极地为了完成一个交办任务。这一切，都已经看出：良知不可侮。真正的法律人已经开始反抗。一个国家的司法，不但要有科学严谨的成文法，更需要有道德高尚训练有素的司法官，才能够真正实现法的公正实施。良知之辩，绝不是空泛的。他保证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不是一种唯心论。

八是顾问团的作用。诚如网民所说，这次高层次的辩护顾问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庭外后援团队，我们对法律的把握、法庭走向的分析、法庭以外的“旁听助解”、网上全程直播、对华龙网报道作风的钳制、对相关证据的协助调查，包括辩护思路的确定，出庭律师的确定，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江、张、贺几位国内顶级的法律大家的参与，对法庭的审判的严谨性，起了重要的影响。也增强了出庭律师的信心，分担了他们的风险。重庆方如果一意孤行，我们顾问团在二审中还会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更会产生世界性影响。这对促进他们依法办事起了作用。我们顾问团这次都是应邀自愿地、免费地对李庄案进行顾问和关注。体现了一种法律人的关注国家法治命运的情怀。法律人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向强权说不，而且阻击成功，这在中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上述的八个方面，无一不体现了中国法治基础的基本形成。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成文法体系，还是人文素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基础，使权力的野马，已经不可能肆无忌惮。法治的笼头，已经开始套上了它的脖颈。党的十八大以后，不论是什么样背景的政治家登台亮相，这一点都已经无法不顾及。十八大后的中国政局，一定会回到法治理性的轨道上，靠高压、靠封锁舆论、靠愚民政策、靠强权治国的做法，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法治的声音，必然会越来越响亮。这是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人应当看到这种趋势。（4月23日，周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