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站不出问题是偶然的，出问题则是绝对的，差别仅仅是在什么时候出问题。因此，在日本核电站安全事件之后，中国应该以科学精神来冷静评估中国的核电战略。

世界核协会(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运行着400多座核反应堆，其中约90座反应堆所在地区存在大量的地震活动。我们应该有多担心呢？

在美国，尽管一些环保人士担心位于新马德里地震带的中西部核电站的潜在威胁，但业内认为，最大的风险通常来自于西海岸德地震带。

在分别位于加州洛杉矶(Los Angeles)以北和以南的两个地区，有四座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核反应堆。作为美国核工业代表的核能研究所(Nuclear Energy Institute)首席核能官安东尼•彼得兰杰洛(Anthony Pietrangelo)表示，美国监管机构充分考虑到了地震风险。

他表示，按照设计标准，这些核电站可以抵御预计服役年份中所能遇到的最强地震。然而，环保组织和反核人士警告称，应提防潜在风险。

包括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在内的数家团体，目前正发起行动，反对在保加利亚和印度Jaitapur建造新反应堆的计划。上述两地要么发生过、要么有可能发生地震。

反核组织Beyond Nuclear的保罗•甘特(Paul Gunter)表示：“日本的核电站事故已证明，在自然灾难和危机发生时，核电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负债、而非资产。它们将给你造成问题，还将提升局势的内在风险。”

甘特表示，数座核反应堆（包括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反应堆）建造在地震带。

在设计所有核设施时，都要考虑到确保地震和其它外部事件不危及到核电站的安全。例如，法国设计的核反应堆，可以抵御相当于千年一遇地震强度两倍的地震。

由于日本地震频发且震级较大，因此该国在核电站的选址、设计和建造方面特别关注地震因素。

然而，正如日本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你不可能为无法预计的事情未雨绸缪。

《核信息周刊》(Nuclear Intelligence Weekly)编辑斯蒂芬妮•库克(Stephanie Cook)表示：“这些事件带给我的启示是：核反应堆极其复杂，规划可能导致事故的一系列事件过于繁复。每一场事故都是由一系列事件导致的。”

其他人辩称，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备用系统为何会失灵。

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核专家马尔科姆•格里姆斯顿(Malcolm Grimston)表示：“这不是日本第一次爆发新地震。一个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备用系统为何会失灵。政府是否花费了足够时间，考虑一旦发生海啸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格里姆斯顿补充称：“你还必须在国别的基础上进行考量，看看发电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地震期间，日本四分之三的核电站继续运行，而大多数水电站则停止了运行。如果有真正吸引人、能够替代核能的能源，那么人们会使用它。”

全球各地建造的现代核反应堆，以及许多计划建造的反应堆——新的三代+反应堆——加入了“被动”安全系统，这意味着即使所有的电力都中断，冷水也会继续流入以冷却反应堆燃料。由日本东芝公司(Toshiba)持有多数股权的美国西屋电气(Westinghouse)设计的AP1000核反应堆，在堆芯上方有一个蓄水池，依赖重力实现水循环。福岛核电站沸水反应堆的最新换代产品——经济简化型沸水反应堆(ESBWR)，是另一家美日合资企业日立GE核能公司(Hitachi-GE)的最新设计。该反应堆也在堆芯上方加了一个蓄水池。

法国阿海珐(Areva)宣称，该公司设计的压水反应堆(EPR)也属于三代+反应堆，尽管业内对此还存在一些争议。阿海珐表示，该设计使用了“主动和被动的安全系统”，不过美国核监管委员会(NRC)指出，EPR“没有依赖被动安全系统”，而是加入了四个单独的主动安全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系统都足以控制核反应堆。

译者/君悦

日本“3•11”大地震的重点，已经从地震和海啸转向核电站安全问题。

从3月12日以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3号、2号机组分别发生爆炸，堆芯部分熔毁。15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说，4号机组可能发生小规模氢气爆炸，有起火现象。福岛核电站泄露已经开始影响到东京，15日东京的辐射值已经到正常值的23倍。虽然这不至于对人体造成伤害，但核泄露的影响正在扩散。由于事态日趋严重，日本政府已经正式请求美国协助处理因地震和海啸引发的福岛核电厂事故。

曾经指导欧盟委员会应对切尔诺贝利灾难行动的核物理学家Shan Nair说：“这是一个糟糕的事故，但这还不是切尔诺贝利。”但他警告，事态极度危急，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是在日本境内大面积出现辐射污染，“我们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在电脑上模拟过这种情形。”

可以肯定，日本多座核反应堆出现严重问题，这将促使全球重新评估核电的安全性，并可能调整核电发展的政策。比如在德国，有6万人举行抗议，要求关闭所有核电站。德国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核能安全部长勒特根和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表示，“日本发生的事情对世界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认为，中国在核电领域应该注意如下问题：第一，中国官员对核电战略的表态不应该大包大揽。3月12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在回答德国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会吸取日本方面的一些教训，在我国核电的发展战略上和发展规划上进行适当的吸收，“但是我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这个观点很让人费解，既然日本核电站的问题还没搞清楚，却如此高调宣布，中国发展核电的既定安排什么也不会改变，这到底是科学研究后的科学决策，还是稳定信心的大包大揽？核电战略事关国家大局，高级官员的公开表态不应该把话说得这么满，要体现公关技巧，让国际国内都放心。

第二，日本核电站系列事故之后，全球核战略进行大规模调整在所必然。中国也应该重新评估自己的核电战略。当前，中国调结构、经济转型的战略要求，似乎都聚焦为调整能源消费构成的压力，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提出了各种刚性目标。这在事实上变成了加大加快发展核电、水电等能源建设的急迫理由。然而，急迫根本不能作为大上核电的理由，我们在确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必须讲理智，必须讲科学。中国2007年的核电发展规划定的目标是2020年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但去年就有人建议提高到7000万千瓦。如此大的调整，是否经过了科学决策？据称，连人口超密集的成都都准备上核电站，这是不是疯了？一旦出大事，四川话都面临消失的危险。

第三，核安全监管部门应该保持足够的公信力。核电监管部门肩负着核电安全监管的重任，但国内核安全监管部门的人员不少都来自核产品开发部门，有“两位一体”的嫌疑，这样怎么能增加国家和老百姓的信任感？不过，离开核开发这个项目利益明显的部门，核安全部门又没有人才供应，这的确是个现实问题。但只要这种现象、这个问题还存在，正好也证明了中国还不具备大上核电站的客观条件。这就像建筑监理还不存在，就不具备大搞房地产的可能性一样。

第四，中国未来的核电战略应该调整。在我们看来，调整应该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核电建设的规模应适当收缩，速度应该适当放慢；二是核电站的布局，应该在解决输电系统的基础上，将核电站集中建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本冒不起核安全这种巨大的风险。

最终分析结论：

平心而论，就核电建设的质量和管理水平来说，日本要远比中国强，现在日本都能出大问题，那基本上就可以这样说，核电站不出问题是偶然的，出问题则是绝对的，差别仅仅是在什么时候出问题。因此，在日本核电站安全事件之后，中国应该以科学精神来冷静评估中国的核电战略。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