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初入公门的年轻人出此重言，真可谓用心良苦。在私欲物诱的作用下，公门中的一些“聪明人”已经失魂落魄，愚蠢到连“俸禄是谁给的”都不知道了。对上吮痈舐痔、阿谀曲从，对下飞扬跋扈、肆意妄为，将精神阉奴的两面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能时时想到不让父老蒙羞，想到不贻害子孙，想到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怎会自贱贱人、祸害百姓而邀功求“政绩”？怎会谄奉骄横之徒而抓捕无辜？怎会逢迎昏酷鄙夫而破人之家？怎甘心沦为无情无义、“只为领导服务”的鹰犬？怎忍心对负屈含冤的无助者下狠手？

人有至尊至贵之宝，只可自求自得而不能得于人，只会自丧自夺而不能夺于外，这就是做人的节操。古人说：“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石头可以被打碎，但石之坚却不可能被外力所夺。节操、气节对人来说就如石之坚，是区别于禽兽的本质内涵。守身自重还是失身自贱，做人还是做衣冠禽兽，由己而不由人。今人喜欢谈论体制，但体制岂能成为丧失良心的借口？人格不能依理独立，人人都将失身变节归咎于外，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体制如何改变？媚权与专权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格扭曲，则为下必媚，为上必专。只看到体制的“牵掣”，而看不到自身对体制、风气的“贡献”，这并不是单纯的眼力问题。

“做官夺人志”，这是伊川先生对学人的告诫。“君子之仕，行其义”，如果将权势利禄视为“自我”价值，汲汲于做官，就会丧失人格、无所不至。失身求富贵，恰如明珠弹雀，是得还是失？得官帽失人形，恰如沐猴而冠，是贵还是贱？古语说：“人争求荣，就其求之之时，已极人间之辱；人争恃宠，就其恃之之时，已极人间之贱。”自辱、自贱而为鹰为犬，为鹰为犬而辱人、贱人，这不是人间极辱、极贱又是什么？

政绩变异为造孽，公权异化为私器，维稳蜕变为压制，这一切与“争求荣”、“争恃宠”之风息息相关。古代君子以尽己为忠，以真诚心应事接物，一旦进入公门必积善成德，不枉道取容，不逢人之恶。如今一些公门人却以丧心卖己为“忠”，极人间之贱而求侥幸之“贵”，造人间奇祸而求蝇头利禄，如此悖逆昏求，除了留下还不清的怨业孽债，能得到什么？

人人都说要“善待自己”，如果公门中人真的能善待自己，于己、于家、于国都是好事。然而，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却不是这样。昏夜乞怜、白日骄人，如此自我糟践，这是善待自己吗？昏于嗜欲、污身造孽，如此自弃，这是善待自己吗？在公门却甘做私奴，俯首曲身、仇天亲地，对己如此不公，这是善待自己吗？为人却做暗鬼之事，动辄魂丧梦惊，如此自虐，这是善待自己吗？放逐本心而“善待”邪欲，邪欲与恶行结合，能有善果吗？

君子闲邪存诚，其实也只是善待自己。善待自己，所以不自欺，襟怀洒落、身安梦稳；善待自己，所以不昧心，“满腔子都是恻隐之心。”《周敦颐传》记录了周子做刑吏时的故事。周子为司理参军时，有囚犯按法不当死，上官转运使王逵因故要治其死罪。王逵是有名的悍吏，众吏不敢争，周子独与之辩，王逵不听，周子将芴板丢弃，准备弃官而去，说：“如此尚可为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王逵被周子的正气所震撼，终于有所醒悟，囚犯得以免死。

朱光第，晚清河南邓州知州。邓州有一个叫王树汶的青年，被逼伪冒镇平县吏盗合一的土匪头子胡体安，为其顶罪。这个破绽百出的案子竟被逐级做成，参与审案的各级官员都被捆绑在一起。王树汶临刑喊冤，案件得以重审，檄告朱光第将王树汶之父带往省城对质验证。参与过审案的官员通过各种方式阻挠验证，已升任道员的原南阳知府任恺依仗与新任巡抚的特殊关系对朱光第威逼利诱，劝朱光第顾全“大局”，以“查无此人”了事。朱光第说：“吾安能惜此官以陷无辜？”不顾威胁带王树汶父对质验证，终于使顶缸案真相大白。朱光第的言行，与周子何其相似？如果不是发自本心，不可能如此光明正大。

如果人人都能摆脱自我奴役，善待自己、善待他人，邪气、戾气、骄横之气就会彻底消失。 古人说：“官虽至尊，决不能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虽至卑，决不能以己之名节，佐人之喜怒。”为所谓“政绩”“大局”而绝人生路，为私欲、私好而不顾人死活，这是灭绝良心的行为，推脱于外完全是自欺欺人，无心的外物也不会为丧心病狂者负因果责任。辱没人的名号、丧失人的节操，因谄媚逢迎而造下大量怨业，这同样是“自作孽”，不但可恨，而且极其可怜。

为仁由己，为恶也由己，为仁则自求福，为恶则自求祸，这种常理、常道绝不会因为人不相信就不起作用。

成稿于2011年1月17日。作者殷辂，字恺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