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法学院10级硕士生谌佳】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三期原法论坛！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著名法学家、博士生导师范忠信教授。范老师大家都很崇敬，也很熟悉，我就不过多介绍了。【热烈的掌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法学院的其他老师和博士生，我们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本期“原法论坛”的主题是：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那么现在就请范老师给我们带来期待已久的精彩讲座，有请范老师！【掌声】

开 场

各位同学，各位同仁：非常感谢大家在一个本来应该看电视，唱歌，作诗或饮酒的周末夜晚，来听我这个枯燥的讲座。【笑声】大家看（大屏幕上显示的）这个主讲人的工作单位，已经有点变化。我现在说我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人，有点假冒，因为我早在10月14号就办完了调出的一切手续。现在是我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的身份，做的最后一次讲座；也是我以杭州师范大学教师的身份，做的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讲座。我把最近的关于“信访”这个中国式的特殊问题的思考结果，跟各位同仁，各位同学汇报一下。

我想讲的题目其实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说的信访这个词，两个意思，一个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这种现象和制度；然后我要把它引申一下，“信”做动词，“访”做名词，指人民上访，就是用一切传统的方式向上告状申诉。我们的人民只相信上访，不相信法律，不相信司法，不相信正常的法律程序，我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把中国称为“信访中国”。这个“信访中国”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积淀到今天的一个综合表现。我在这个地方就想进行反省：（信访中国）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这是我对这个题目的解读。

比如说，第一，信访的数量。信访的数量极其庞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信访机关，接待信访的衙门，很多很多。如果把每个信访衙门接受的信访数量汇总，与我们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作一个比较，这两个数字的反差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党委有信访办，政府有信访接待办，公安，法院，检察院，工会，妇联，共青团，纪检监察，工商海关税务，都有信访办。包括我们学校也有信访办，教育指导部门也有信访办。如果把所有信访办接待的人民来信来访的数量统计下来，这个数字可以创下世界文明史上的最高记录。当然，具体的数据我没办法公布。但是上次我去湖北咸宁的赤壁市做同题演讲的时候，市政府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每年接待的上访人数有一万三千多。大家想一下，一个县级市的政府信访接待办就有一万三千多，还不包括县里其他信访部门的。

信访的严峻形势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越级上访非常普遍。我们知道，有问题要解决，找你最近的部门，找你最近的衙门，这是最方便的，最简捷的。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民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的人民在上访的时候，最喜欢的是越级上访。他们要是聪明一点，一旦侵犯了我的权利，就一下子上访到中南海，这才比较管用。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中南海那个地方才有青天，其他地方天已经黑了。【笑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还有一个是多头上访。也就是说，一个人权利受到损害，一个案件，一个纠纷，他上访的时候，他想让所有的人，所有的衙门，都参与进来解决。在上访的时候，他就喜欢把信访材料，上诉状、上访状之类，复印150份，寄给150个衙门，所有地方，普遍撒网，重点开花，最后总有一个地方管用。这就像现在有些同学谈恋爱一样，一下子谈好几个，最后成功一个。【笑声】他们跟那些信访的人一个想法，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先把数量搞大一些。

然后就是群体上访比较普遍。现在这个信访往往是大规模的。所谓三人为众，三人参与就可以叫群体上访。原来说三五十人就不得了，现在动辄是三百人，三千人。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引起上万人聚集或上访。当然，上访有时不是原地上访，有时是在高速公路上上访。把高速公路封起来，把政府的汽车一辆辆搬到公路上，翻过来，数一数。【笑声】这种上访现在情况也比较严重。

然后信就是访里面涉诉信访居多。我们知道，人民来上访，是党和政府在司法程序之外解决民间纠纷、化解矛盾的一种办法。应该说，只要这个案子是依法应该去法院起诉的，它是不应该接受的；如果已经在法院起诉，就更不应该接受；或者说法院已经做出生效判决了，审理完结了，那也是不应该接受的。可是我们知道，现在人民来信来访里面，根本没有这些限制。所有的案件，涉及诉讼的，都可以一级一级往上信访，所有的衙门都可以接受。接受了以后，有的还可以还就这些案件做出各种“指导”意见——其实就是在“干涉”。

最后就是，事情不管多大或者多小，都可以上访。事情大的，比如说，一个地方人命关天，几条人命，因为行政机关的重大失职造成损害，可以信访，当然很自然。事情小的，小到农民家里的一头猪，去邻居家的菜园子里偷吃菜，邻居把那猪打死了，然后这个农民就举着“血债累累，讨还公道”的大横幅到信访办去。别人一问是什么血债啊，原来是一头猪死了，这也能信访。【笑声】

第一，是我们党和政府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优良传统，是我党的法宝之一，我们党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来联系人民群众，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如果去掉了信访，我们党跟人民的关系就要破坏。有人介绍说，毛主席在延安时，非常注重人民来信来访。那时候毛主席每月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坐在自己的窑洞办公室里，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毛主席说，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战胜国民党的法宝，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所以到今天，因为这样一个认识和原因，我们非常重视。

第二，是我们党和政府认为，信访是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监督工具。它监督我们的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监督执法司法不公，发现里面的错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认识。

第三，是我们党要坚持一元化领导。那么党要控制司法，控制执法，控制所有的政府部门，所有的执法部门。那么最好的控制途径，就是通过人民来信来访。通过人民来信来访，发现问题，发现贪官污吏，发现冤假错案。如果没有信访，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控制所有的权力机关，那就不可能。

好，这是我们党和政府重视信访的三条理由。

比如说第一个，法院不受理很多案件，导致人民选择信访。我们知道，我刚才说了，很多案件是法院应该受理的，很多案件是法院已经受理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信访造成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党和政府，有时候为了大局，为了社会稳定，为了党的事业，规定很多案件法院不能受理。举例来讲，比如说这个党委组织部。党委组织部把某一个同志调动了一下，那个同志认为这个调动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那个同志就说，我要起诉，我能不能作为行政诉讼来起诉呢。法院说不对，党委组织部不是行政机关，它做出的决定不是行政决定，你不能起诉。再比如说，这个党委宣传部的决定。一个人的一本著作，比如我的著作，我要出版，党委宣传部打一个电话说，这个著作不能出版，因为这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那我说，你这个决定我能不能起诉呢？他说不能起诉，因为我不是政府机关。所以我们党“依法行政”目前还只是落实在口号上。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说法院敢不敢受理这样的案件。还比如说，一个地方搞大规模的开发，划一大片地区，搞一个开发区。那个开发区把老百姓的地征了，拆了很多民房。那么当地百姓认为，拆迁和征地补偿不公平，损害我的权利，要告状。而到法院告状法院说，对不起，我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说这个案子不能受理。这类案件不能受理，最后就转为信访了。还有呢，比如说有些事情，比如说这个“falungong”。“falungong”的案件现在一律不能受理。大家说“falungong”作为一种邪教，我们要治理，要依法进行制裁，我都是赞同的。对“falungong”的管理，对“falungong”的控制，依法进行，依法审判，依法作出决定，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都在法律之外，法院不敢受理。当然还有，其他像计划生育的案件，你看现在哪个法院敢受理。还有其他的，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纠纷，也不能受理，等等。这样算起来，我统计了一下，可能有十几类案件不能受理。那么这十几类案件，最后只能移转到信访。这个在法治的理念下是不应该的。因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不应该受这种那种明确或不明确的禁区的限制。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人民对司法权不信任。大家知道我们老百姓要相信司法，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法院是在“司法”。我看了某个法条，法院也应该看了这个法条，我这么理解，法院也应该这么理解。当然，我这个理解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理解错了另当别论。如果说法院不是司法，比如说不久前湖南有一个农民，涉及一个案件，他多次起诉，多次上访，都没有用。后来他拿着法律文本，自己找到一个法条，用红笔在上面画上记号，说这一条跟我有关，就把这个作为法律根据去找法院院长。找到院长，院长理直气壮的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地方不讲法【笑声】。大家想一想，法院院长不讲法，百姓错在哪呢？错在你太讲法，你太懂法，你太把法当回事。所以这导致我们人民对司法权不信任。我们对司法权不信任还来自司法腐败。当然刚才那个法院院长说，对不起我们这不讲法，他不一定腐败，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某种干涉，他上面有书记有市长。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有司法腐败的原因的。比如说，我在跟一个外国朋友打交道的时候，他就说，范教授，你们中国有一个词，叫法官“窝案”，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法官“窝案”呢？难道法官有一个“窝”，这个“窝”不是小鸟睡觉的地方吗？我说不是，我说法官“窝案”指的是一窝端出来的。他说那什么叫做“一窝端出来”的呢，我又解释半天。我说，就像你掏这个小鸟窝一样，那个小鸟窝一下就拿过来了。他说，哦，这就是法官“窝案”。【笑声】这种法官窝案在中国，层出不穷。我们知道，比如说武汉市，我们最近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五年以内，连续两次发生法官“窝案”，第一次抓出17人，第二次又抓出8人，两次加到一起25人。大家想想，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的法官总共就一百来个人，两次抓出25人，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要我们的人民信任司法权，让你来为我主持公道实现正义，那才是我傻。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是对司法程序或司法正义不理解。大家知道，司法里面讲究的那一套，正当程序，法律的那一整套规定，它内在的有一个固定体系。那一套东西，要一般人理解比较困难。当然应该说，他的原理你可以理解，但是，要具体到一个法律的具体规定，要我们每一个当事人理解，是很困难的。举例来讲，张三跟李四借一万块钱，张三借一万块钱以后，他三年不在家，躲起来。李四觉得张三是好朋友，三年我也没找他要。三年过后，李四找张三说，你借我的一万块钱还不还。张三说，对不起，我上午找了律师，律师说这个钱可以不还你了。李四说这什么逻辑啊，你怎么能不还呢。张三说，依法我可以不还，要不信我把法条拿给你看，法律规定债务是有时效限制的。李四在这个时候说，这什么混蛋法律，保护这个赖账的人呢。那张三说，这是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拿着这个法律，坚持不还钱，而李四觉得天经地义，觉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么这种时候，这种冲突，最后只好人民来信来访。当然如果说几千块钱就算了，一万块钱对老百姓很重要。还有比如说这个，法院里的诉讼经常强调证据。我们知道一个案子，当事人说，这个案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就要通过这个事，来适用某一个法律，实现我的公平。可是法官说，对不起，你说的这个事还缺少证据，我们不仅看客观事实，我们要讲法律事实，法律事实要靠证据来决定。那么当事人说，这个事情白纸黑字，天经地义，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你怎么就这么迂腐呢。法官说对不起，我要看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只好选择信访。最后，只好把那种坚持诚信、坚持原则的法官，当成是可能的一种腐败嫌疑人。像这样一种情况太多了，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盗窃犯罪分子，他犯盗窃罪，依法应该判五年有期徒刑，他盗窃了以后，没有被人发现。他在一个地方躲了五年，躲了五年过后回来，再查出来是他偷东西。那么结果，依照法律规定，不能再追究。可是受害人他不理解，你说这个人偷了东西，怎么会反过来没有责任？你是依照哪个朝代的法律保护这个盗窃犯罪分子？所以说这跟人民不理解司法程序，不理解法律制度有关。

我们老百姓依赖信访，还有一个的原因就是：我们对青天大老爷有一种远古而来的期盼。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民间的戏曲里面，唱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包公。包公戏经历了千多年，长盛不衰。我是上次看见网上谈论过一个消息说，广东省肇庆市有一次演包公戏，把一个贪官当堂吓晕。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肇庆市演包公戏的时候，下面很多人现场观摩，当然比今天我们这里的人还多。其中包公喊这个“开铡”一声，就是喊“开铡”那两个字的时候，包公那个声调太高，以至于现场一个人当场栽倒。后来一查，那个人是个贪官。【笑声】像这样一种青天期盼，是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文化传统。中国老百姓一般认为，干部中有一个规律，越是基层干部越腐败，越往上走越廉洁公正。村里的干部腐败，乡里的干部还有希望；乡里的腐败，县里的还有希望；县里的和市里的都腐败了，省里的还有希望。实在不行，北京还有希望；北京城附近的干部都腐败了，中南海里面还有希望；中南海里面所有干部都腐败了，还有一个人有希望。【笑声】这是我们中国一贯的传统。所以大家看这个水浒里面，英雄好汉在梁山聚会的时候，他们有句口号叫，“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个人是值得信赖的，那就是我们的英雄领袖。所以这样一种传统，导致我们对信访的一种依赖，这就是人治传统。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特别重视干部的道德品质，为什么特别重视干部要勤政爱民，执法为民，大公无私，廉洁奉公。都是要把我们干部这种廉洁、高尚的品质，作为我们政治公平的最后保证。不是用法治作为保证，是用他的品质作为作保证。其实，个人品质做保证是最不可靠的。【笑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成本的考虑。我们大家知道打官司，起诉到法院，到检察院，成本很高。我们就说到法院起诉吧，有案件的受理费，什么证据保全费，律师代理费，什么这个那个费用的。还有什么费，我就搞不清楚了。据说法院收费名目，总共有20种那么多。20种费用加上旷日持久的程序，对一般人来讲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比如说我天天起来写文章，号召同学们要“信法为真”；但是当我自己有纠纷，有诉讼的时候，我也不敢“信法为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打官司能解决。要是不找任何司法机构，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如果有人给我出面帮忙，给我解决，那就最好了。所以这就是一种信访情节。而信访的成本很低。我们知道，信访一般来讲，就是一块二毛钱。要是你不愿意跑，就是一块二毛钱，一百封信才一百二十块钱吧。如果说你要跑一趟，就是往返的车票。你要是艰苦一点，你也不用住好旅馆。那么这个成本，就不用交这个费那个费，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场合要钱。所以这个信访成本低，也就成为很多人从这个途径寻找救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我们小时候，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说法，“八分钱，查半年”。那个时候要信访，一张邮票只要8分钱。就是说，你要有什么事情想告状，你就写一封信，最好是要匿名信，不管这个事情真不真，最后查半年查不清，让人家这么长时间蒙受莫名其妙的不白之冤。现在有些人信访，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心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投机心理。我们现在很多信访，都是一种投机心理在起作用。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信访的人都这样，也不是说信访都是一定错，而是说信访的人里面，有一部分人认为，如果这个案子，尽管依法判决了，但是我要是继续信访，就会给领导造成一种压力。然后一考察，发现邻居有一家跟我一样的情况，他也是法院判决以后，又在信访，信访完以后，政府又给他补偿了，补给他们家一笔钱，还给他儿子安排工作，还给他安置房子。那么这个本来不想信访的人，会有一种投机的心理。他觉得，我要是再坚持一下，特别是在特殊的时候去坚持一下，那么会有效的。这是很多人信访时候的一种心态。

然后就是成功的事例刺激信访。比如说，我们党和政府处理完重大信访案例以后，为了宣传党是爱民的，为了宣传我们的政绩，把它公布出来，电视上，报纸上，电台上，网上都公布了。公布出来以后，大家一看，啊，这么小一个事，英明领袖都批字了，得到这个很好的结果。那么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事情和我眼下的案子一比，发现我比他还冤，我比他的情况还困难，因此我一定要继续闹下去。如果我现在没有成功，那是因为我毅力不够，是因为我的意志不够，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就是成功事件的激励机制。这就是信访在老百姓里面比较兴旺发达的原因。

这些案件种类的排列，是按照信访案件数量的多少排列的。越摆在前面，案件越多；越到后面越少。就是说，房屋拆迁，耕地补偿，农村承包经营，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像这些都是最多的。最多最多的就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造成的问题，大家都看得到的，经常有人自焚、喝药。这就是有些人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信访”，就是把汽油倒在身上，拿着火柴搞“信访”。这种信访对政府的的压力最大，效果“最好”，当然当事人的代价也最大，常常是拿生命做代价。用生命做代价的信访，没到万不得已，没到山穷水尽，一般人不会这样。现在很多人选择这样，那就是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目前中国的信访所涉及的的主要纠纷类型。

中国的信访现在令我们非常难堪，非常尴尬。这些尴尬，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总结第一个方面，就是信访的方式令我们难堪。当然让“我们”难堪，是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讲。如果仅仅就我自己一个普通百姓来讲，一点都不难堪。为什么呢，比如说，第一个是“缠访”。有些人总是没完没了反复信访，重复信访。已经在下面处理完又往上信访；在上面处理完了又回去。总而言之，有的人就是没完没了的，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到他自己彻底满意为止。事实上，我们遇到纠纷，解决具体纠纷，很难真正实现当事人彻底满意。纠纷解决结果，一般是百分之八九十合理就不错了，没有说每一个纠纷的解决结果都必须是百分百合法合理的，完全彻底令人满意，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信访的人里面，有些人可能有一种过分的期待。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刚才大家看到的，门外有一张海报，我们法学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副教授，陈柏峰老师。他马上要做一个同样题目的报告，在31号晚上。他这个报告的题目叫“正义只是意外”。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信访的最后的解决，之所以我们看着很公正，很公平，实质上是正义的，但那常常是意外造成的；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实现这个结果。是什么造成的呢？比如说，正好朱镕基总理来到你们这儿视察工作，你正好在家抱着孩子看着、围观，孩子哭个不停，你就趁机高喊：“敬爱的朱总理，我老公在外面打工几年，工资没发，老是拖欠，你能不能帮我讨一下呀！”正好朱总理听到了，这就是一个意外。你说，全中国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呀，都抱着孩子看到了朱镕基总理？别说朱总理，就是牛总理、马总理都看不到。【笑声】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缠访的背景。

第二个就是闹访。一个信访能不能成功，就看你闹到什么程度。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小事闹大。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家一头猪被邻居打死了，你就要耸人听闻地高呼“发生血案”了，还血债累累呢。【笑声】 “闹”的艺术，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在这方面就比较发达。你们要多了解中国法制史，你就会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老百姓是如何进京上访的。老百姓上访的艺术，那比今天中国人还高明。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古时候就有一种做法，拿一块白布，白布中间挖个窟窿，往头上一戴，前后往下一搭，腰上拿草绳子一捆。前后各用血红颜色写上一个大字——“冤”。【笑声】然后穿着这个衣服，到tiananmen金水桥边广场转来转去，只要没有police，就接着转下去。这就是我们以前闹访的办法。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知道清朝的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杨乃武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一些闹访的办法。杨乃武的姐姐叫杨淑英。为了让她弟弟的案子早点昭雪，她怎么办呢？据说她曾经到tiananmen城楼外的金水桥下面的臭水沟（那里古代就是臭水沟），在臭水沟里站了七天七夜，手里举着巨大的用血红字写的状纸。后来她实在站不下去了，太累太臭了，于是就雇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流氓，帮她站了好多天。【笑声】这就是闹访的办法。古代这样的办法，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讲许多丰富多彩的故事。

第三个就是群体信访。就是参加信访的人越多越好。群体信访实际上就是把信访和示威合二为一。比如说，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最近还有江西南昌的事件。你只要打上“群体事件”，在网上一点击，你能找到很多。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就是本来不是个很大的事，本来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事儿，本来可以通过司法或一般的信访程序解决，但最后却造成了群体性的重大事件，重大示威。比如说在江西南昌，是去年什么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纠纷我也忘了。最后是很多群众一块儿上高速公路去信访。在高速公路上，只要见到政府的车就把它翻过来，顺便数上一数。后来网上就有人调侃说，江西的人数车怎么是这么个数法儿，一定要把公家的车翻过来数，就好像海边的渔民捕猎海龟一样，翻过来数数。【笑声】这种群体事件，也体现了百姓的一种意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闹，政府才会重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人太少，一般不会引起什么注意。

第四个就是携媒体之威的信访。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媒体非常发达，有平面媒体，还有，与平面媒体相对的是什么啊？【观众回答，网络媒体】还有这个录音、录像，也就是音像媒体。那么现在媒体，现在都变成了准信访部门。都在接受信访大家知道；现在媒体接受的信访，有时候比政府接受的信访还多。比如说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就很有意思。现在《焦点访谈》差不多变成中共中央的信访部了。【笑声】《焦点访谈》接受信访，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法治国家里，都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据说，《焦点访谈》办公地点的外面的接待室，有两个大门。一个是接受人民来信访来访报案的大门，另一个是接受地方党政领导来花钱消灾的大门。这边接受报案，那边接受消灾，就看哪边的力量更大了。如果消灾力量大些，那就不报道了。如果那边力量小，这边力量大，那就报道一下。报纸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旦播出、刊出，对有关机关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媒体之威。当然，你要是正好有外国媒体在采访，你要正好碰到了外国记者，那就更好了。

还有携洋人之威的信访。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实行新闻控制政策，特别强调安定团结的方针。有一条原则，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国际形象，一定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所以当开奥运会的时候，当开博鳌论坛的时候，什么亚洲开发银行会议的时候，什么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种时候就是信访的最好时机。【笑声】我们老百姓一般比较懂这个，所以这种时候去信访，既有洋人关注，又是敏感形势。按照我们当今的这个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现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真数不出哪几天是不敏感的。一月一号比较敏感，因为是开年第一天，谁要信访，好像有点让我们一开头就没开好的意思。然后春节，春节传统节日，大家安定团结，合家团圆，你信访好像不太好。然后五一劳动节不行，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节日，你又信访了，不行。五四青年节跟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也不好了。然后再六月四号，那更不行了。七月一号，那更不行，那是我们党诞生的节日。总而言之我们一整年，从一月一号数下来，直到12月31日，似乎都是敏感的。在敏感的节日里信访，使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体制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笑声】大家知道，现在北京有一个“上访村”。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到北京永定门外，中央直属机关的信访接待处集中地，到那参观一下。我在十多年前到那里参观过，感受了一下“上访村”的那种文化氛围。我到上访村，去看那个上访接待室，是用什么做的呢？就像我们工地上的简易工棚一样。上面是油毡盖的，下面是很破旧的砖块。那接待窗口，比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还小。这么小的窗口。这个窗口有一排，大概五十多个，每个窗口的高，大概有这么高【手举过头顶】。就是像我这样的个头，还要加两块砖头才能把下巴搁在窗沿上。【笑声】你要是不小心把砖头踩掉了，你就掉下来了，牙也磕掉了。然后你就爬起来，继续找两块砖头，继续跟房子里的领导说话。说什么话?他首先问，哪儿来的？你们当地领导来了没有？找了当地领导没有？那种情况你想啊，除非有天大的冤情才敢坚持，一般都不敢坚持。现在这个上访村，有的学者专门在研究。有个北京的学者叫于建嵘，你们点击下于老师的文章，他对上访村和上访有系列研究。

信访的尴尬还体现在，一些特殊人的信访，或者对特殊对象的信访。这也是中国最近这些年出现的特殊的精彩现象。这个现象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说明中国真有大变化了。

第一个就是对信访处理的信访。比如说，现在信访部门做了一个信访处理决定，当事人不同意，我现在就告你这个信访办，我认为你这个信访办处理不公，或者你这个信访办不作为。对信访办的信访这倒是以前没有的，现在才有的。

第二是信访办主任上访。【笑声】不久前，广西就有一个信访办主任上访去了。为什么呢？平时，他作为信访办主任接待信访多少年。后来，有一天他们附近要拆迁要征地，他发现那里面有违法行为，他就从正常渠道反映，但发现怎么反映都没用，于是就只好走上了上访道路。【笑声】他一直上访到了北京，他每到一个地方，别人问他，你的职业？你的身份？他说我是信访办主任，人家都不信，都以为他是冒充的。上访多年，到现在好像还没解决。他回来后，对记者感慨地说，我搞了几十年信访工作，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信访。【笑声】

还有派出所所长的信访。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山东有三个派出所所长，一块控告他们所在公安分局的局长，认为局长在集资建房中有违法行为。他们信访时穿着公安制服。每到一个信访接待办，一去的时候，人家旁边排队的上访人都以为他是来截访的。仔细一看，又不像。然后他们不排队，直接到前面去。他们说我穿制服，唯一的特权，就是可以不排队。【笑声】里边的工作人员问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到底是来截访的，还是来信访的”。他们说我们是信访的，我们是上访的。接待的人说，你们这个就不对了，上访就应该把衣服脱掉。他们说，那我们也不能光着膀子啊！对方说，我是要你们要把这套公安衣服脱掉。派出所所长说，我们穿这个是为了少点麻烦，为了不挨打。据说，他们去北京上访的时候，碰到了原来被他们抓回去的一些上访人。那些上访人一看，得意地说：“哦，你狗日的也有今天！”【笑声，掌声】这种现象，可以说，中国过去没有。

还有法官上访。法官，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他是依法处理纠纷的，他不应该当上访人。但是最近，孝感市的一个中级法院的院官，也加入了上访大军。他为什么上访呢？他认为他妻子劳动就业权受到严重侵害。他的妻子在法院做合同工，做了十年以上，依法应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法院说，你这个十年，前五年是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前；至于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你只有两三年时间，所以不适用劳动合同法。他没办法，只能上访，那么上访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每到一个地方，接待信访的第一个就是批评他，说：你不该穿法官制服，你丧失了法官的立场！给法官丢脸了！维权没有结果，后来，法院领导说，这个人不适合做法官的审判工作，改做其他的工作吧。

还有，洋人也在中国上访。前几年发生的，你们可能也知道，在网上点击“洋秋菊上访记”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洋秋菊”是什么人呢？听说是美国的一个大学生。当然是不是哈佛大学的我不知道，好像跟哈佛大学有什么关系。一个大学女生来到中国，看上中国的一个小保安了。中国安徽省农村的一个小保安，跟这个美国大学生恋爱结婚了。结婚以后，这个小保安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纠纷，跟他的叔叔有一点冲突。一天，他带着人冲到他的叔叔家去讲理，他叔叔就率人把他打伤了。打伤以后，当侄子的很委屈，就到公安局告叔叔。公安局就说他这个叔叔犯了轻伤害罪，把他抓起来了。后来呢，虽然没有正式起诉，但是在毕竟在农村看来，一个人被抓到公安局，就算坐牢了，很丢面子。叔叔丢了面子以后也很伤心，就找律师说我想报复一下，该怎么办？律师说，你就告他非法入侵私人住宅呀。【笑声】然后，那个叔叔就告了，公安局又派人到深圳把那小保安又抓了回来。那时，与叔叔吵架这个事情早就完结了，小保安到深圳打工三年之久了，早就已经以为没有什么事了。可是公安局硬是把他当做逃犯抓回去了。抓回去以后，他的洋老婆，“洋秋菊”，就开始依法维权，现在已经进行了五年的上访。“洋秋菊”每一次上访，所到之处，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记者采访。【笑声】经常有上访的人对着“洋秋菊”扑通一声跪倒说，“洋包公，帮帮我吧，救救我吧！”“洋包公”也懂一点汉语，就说“no，no，no，我不是包公，我也是上访的！”【笑声】这种情况也是过去没有的。

还有“打错人”事件。最近湖北省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政法委一个领导的夫人，因为有件事情，权利被损害，要到省政府机关去，找她的熟人帮助解决。但是去之前没有打电话，那个领导没有出来接待。她就想正常地走进这个门，就被门卫当成人民来信来访的人，打了一顿。打完以后，引起了媒体关注。然后，省政府接待办的人就出来道歉，说“对不起，我们打错人了！”【笑声】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领导的夫人，而是一个普通百姓，那就没有打错！这些就是最近这些年里发生的特人的信访。

然后，信访的尴尬还体现在“截访”这个概念。据我考察，好像最近二十几年才出现的，好像在二十几年之前是没有“截访”一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信访还没有害怕到这种地步。我听说，我党在延安时期没有截访，刚刚进北京也没有截访，wenge的时候也没有截访，改革开放之初也没有截访。“截访”是从最近十几年开始的。截访现在变成了谁的主要任务呢？是各级信访办最重要的责任。这些信访办变成“截访”机关，这真是一个新鲜事物。信访办本来是接待来信来访的，结果就变成了“截访”机关，就是对信访进行截流、拦截、围追堵截的机关。现在，各级政访委的维稳，领导全面截访公工作，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特别是敏感时期到来，政法委的领导一定要亲自挂帅，调动所有力量，到各个重要地方去截访，争取把来访的人拦截下来，送上汽车，送回家，派人看住了，不要让他再出去。

还有，驻京办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截访。我们知道，驻京办现象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全世界各国，地方到首都设驻京办的，大概就只有中国了。大家说，美国各州各县，有驻华盛顿办事处吗？英国各郡有没有设驻伦敦办事处？好像没有。我们中国不但省有，地市州有，县里面有，连我们学校都有。我们学校设了一个驻京办，有一个副处级干部常驻在那里，带着一辆别克商务汽车，每天接待我校到北京出差的人士，当然主要是校领导。认识“驻京办现象”，实在是解读中国政治基因密码的钥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本小说，叫《驻京办主任》。驻京办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截访。好多大的驻京办，特别是山东、河南各县市的驻京办，因为上访人太多了，截访的任务超重。听说有时还会在楼底下设几间漆黑一团的，安装铁门的，只留一个小小窗口的小房子。似乎专门是用来对付那些无限上访、重复上访的人，就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上访油子”。这就是驻京办截访的现象。

还有就是“安元鼎”公司截访。大家听说过没有，最近网上揭露了一个“安元鼎”公司。“安元鼎”公司是一个民间的，带有安全保卫服务性质的公司。这个公司成立好多年，近几年推出了一个新业务，就是接受各地党政机关委托，在北京专门负责拦截上访的人。抓了以后，就塞上汽车，直接送回家，或者送去办学习班，或者送去精神病院。每成功拦截一个上访人，就得到几千元的报酬。这是安元鼎公司受各地党政机关委托做的主要事情。这个“安元鼎”公司所作所为，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镖局，安元鼎镖局。【笑声】不过，他的委托人是各地党委和政府机关。现在，安元鼎公司了被查封了，但是他的那么多委托人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委托机关所做的，正好是上面强调“安定团结”、“稳定压倒一切”所希望的，是刚性维稳所要求的。

还有办上访学习班，送精神病院之类。也是在一些信访大省比较多。关于“学习班”，大家也许不知道，也许觉得学习班挺好的。但是这个学习班，与我们一般的学习班大不一样。“学习班”的实质就是限制人生自由：你只有学习的自由，没有不学习的自由；只有待在一个屋子不动的自由，没有出外走动的自由。这种学习班，实质上就是人身拘禁，是非法拘禁。但是它常常是党政机关支持的，所以不存在“非法”的问题。【笑声】还有关精神病院的，当然不是专门的信访精神病院，可能是精神病院里有专门的监护区，专门关着一些所谓的上访的“油子”。大家知道，有些人上访，上访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锲而不舍，百折不回，久而久之，那种执拗、固执，人家看着就像有精神病。北大教授孙东东讲，上访人百分之九十九是有精神病的。根据这样一个判断，这些上访的人被关到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因为北大教授说你有精神病，那肯定有精神病。【笑声】

还有就是“抢尸”事件。现在这个上访，常常跟“抢尸事件”连在一块儿。一个地方出现某个事情，如果出了人命，政府为了阻止上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派武警出去把尸体抢来，控制在我们手上，不要让家属控制尸体。尸体要么在现场控制住，要么从家属们手中抢回来，要么控制在殡仪馆，派人把守，总之一定要控制起来。如果不控制起来，就会有人抢到尸体以后，抬着尸体游行，游啊游，一游就到了tiananmen。【笑声】就怕这种状况。所以呀，这就是我们信访遇到的特殊情况。

第一个是，现在所有的党政机关，党、政、军、工、农、兵、学、商，所有的机关，似乎都有信访机构。这些信访机构互相重叠，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互相打架，这种情况也是信访复杂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一个法治国家，处理纠纷的系统都比较单一，比较专一，数量比较少，老百姓比较清楚，而我们信访系统是交叉重叠的。这造成了解决问题上的麻烦，效率的低下，资源的浪费。

第二个是，信访机构定位不明。信访机构本身是干什么的，这个也不清。我们一般说，信访只是一个通达上下情况，上传下达的机构。它仅仅是一个沟通机构，不应该是一个纠纷处理，或是准司法机构。但是，我们现在的《信访条列》，就把它当成一个准司法机构，当成一个纠纷处理机构。比如说，它现在能够直接开一个听证会，做出纠纷处理决定，解决纠纷。它可以派人截访，把人押回来，还要关起来。这种定位不明，职责不清，造成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一个原因。

第三个是，政法委机关直接受理信访，处理案件。我们各级政法委机关现在直接受理信访。受理信访，如果涉及司法案件，政法委可以直接调出司法卷宗来看，看完之后可以直接提出指导意见，实际上就是改判意见。当然，最后改判机关还是法院，但是这个指导意见对法院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堪的现状，政法委司法。

第四个是《信访条列》把信访制度化的存在的误区。想把信访制度法律化，好像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知道信访要真正法制化，就要看看法治国家是怎么对待信访的。法治国家很简单，似乎没有《信访条例》，只有《人民请愿法》。《人民请愿法》只是解决人民向政府，向国家机关提出愿望的时候，用什么途径，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至于怎么处理，不是这个法律要解决的。它只是规定这个“上访”、上交问题的正常途径。要处理，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司法审判呢。可是我们这个法制化，把信访当成一个处理纠纷的途径，似乎是准司法，这就是一个误区。

第五个是“零上访”追求。现在从上到下，都特别强调，矛盾化解在基层，要实现“零上访”，要稳定压倒一切。甚至要实现一票否决制。如果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机关，被一个人上访告了，那么你这个一把手今年就打水漂了，所有的分就扣完。上次我听武乾老师说，最近有的法院规定，任何法官处理案件，只要有一个当事人上访，这个案子就算你处理不成功。哪怕你是依法判决，还是算你有错，因为你没有维护安定团结，没有实现和谐社会。

第六个就是 “刚性维稳”的追求，也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现在从上到下，把稳定看做压倒一切的事：悠悠万事，稳定为大。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说稳定需要可以压倒法治，压倒人权，压倒民主。只要为了稳定，什么都可以放弃，这种思路是我们现在尴尬处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就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笑声】有人说，上访、信访，闹访，缠访，实在不好办，就拿钱吧。花钱买平安，买稳定，买和谐。现在有个说法，“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笑声】这是信访处理中的矛盾现象，实际上在鼓励更多的信访。

第一，就是中国的多头司法传统的影响。中国有一个多重司法的传统。你们看看法制史的课本，包括我跟陈景良老师写的那本教材，你会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说不清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说中国古代哪一个是司法机关，就会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所有机关都有司法权，只不过是多和少的差别。我们有时候说，宰相可以司法，监察御史也可以司法，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可以司法，提举常平司（就是管粮食的）也可以司法，什么盐法道、漕运总督、九门提督、五城御史……，都可以部分地司法。我们中国，从《周礼》开始，几乎所有的衙门，都有解决纠纷、惩恶除害的司法职能。这个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今天的中国，除了人民法院以外，起码还有十几个部门可以参与实质的司法或准司法。如果按西方国家法治国的司法的标准来看就是如此。这就是我讲的多头司法。这个传统我曾有一个专门的解释，大家在网上查我的文章《中国司法传统与当代中国司法的潜规则》。我的意思是，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信访处理机制体现了中国多头司法传统的遗留。

第二，就是中国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的影响。大家知道，在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和行政官，本来就没有专门的司法权、行政权概念。所有权力是一体的。包公也好，海瑞也好，朱熹也好，王阳明也好，他们实际上既是行政官又是司法官，又是军官，什么都是。我记得贺卫方老师对包公在开封的职务，做了经典的解读。他说包公在开封，用现在的眼光看，既是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也是市长，也是政协主席，也是法院院长，还是检察长，也是公安局长，还是开封市的妇联主任。【笑声】因为他也管妇女工作。那个时候没有妇联，所以也只要依靠包公为秦香莲们维护权益。中国这个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今天各级党委一把手，跟包公当年在开封的职责大致是一样的，只是包公当年管的事没有现在那么宽而已。那既然司法和行政不分，所有的案件，只要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似乎或多或少都有权参与解决，谁也没有说那仅仅是你们法院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要坚决反对司法独立，反对司法专业化、专门化、消极司法等等。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第三，就是“为民做主”传统的影响。我们中国最好的政治，就是“为民父母行政”。当官的要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就有“民主”这个概念，这个“民主”就是“为民做主”。这种官员为百姓“当家作主”的理念还经常不经意出现，一些地方首长动不动就说，我是什么地方的父母官；然后老百姓也说，那我们就去找父母官、县太爷去。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讲要执政为民，执法为民。大家听听，这个“执法为民”的说法，就有“为民做主”的意思。西方国家的法院院长需要说执法为民吗？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根本不需要这么说，因为你本来就需要取悦于选民，争争取选票，而不是给人民恩赐。他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人民给他的权力，是依法办事，是人民在监视着他。他一不小心丢掉了人民的信任，就没有机会了。绝对不可能鼓励一种高高在上、恩赐好处的态度，说我在执法为民，我在关爱子民。所以大家看，这种“为民做主”，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上面的机关特别依赖信访，下面的老百姓也特别依赖信访的重要原因——你领导特别喜欢一种得心应手为民做主的感觉，我们百姓也喜欢找清官找青天为我做主。

第四，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无限上诉。中国古代的诉讼案件，实际上是没有终审的。大家也许要问，法制史课本上不是写着户婚、田土、钱债案件，就是叫“自理词讼”，在州县里可以终审解决吗？但这是一个事实结果，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小的案件一定不能往上打官司。从逻辑上讲，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到中央，都可以到中南海。在中国古代，小小案件闹到京师最高当局解决的案例也常有。举例来讲，在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当政的时候，就亲自接待处理过两次人民来信来访，也算是终审过两件民事案件。其中有一次是什么呢？有一个老太太，说她身体不好，快要死了，但是有一个遗愿没有了。她说“我有点财产，死了以后，我没有儿子，我这些财产托付给谁？谁来继承我的财产呢？我很着急。”多次上访没有结果，这一天总算碰到皇帝了，而且皇帝心情很好。皇帝把老太太传唤过来一问，老太太说：“我想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但是家族的人想另定一个继承人。我指定的这个要好一些，但我的家族说他亲属关系更远，应该指定一个亲属关系更近的，过继来继承这笔财产。”皇帝弄清楚这个案件之后，仁心大发，说：“我来为你做主，就立你这个自己信得过的继承人。”然后皇帝下一个诏书说，从此以后天下像这样的案件，一定要照此办理。大家看，一个老太太要立继承人的事情，都得要最高领导人来解决；表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上诉或不能重审的。

还有一个案件，讲的也是宋太宗的事情。有一天，开封一大户人家的一名奴仆来上访。那奴仆说：“皇上，我有一个天大的冤情，你一定要救我。有一天我出去放猪，把我家主人的一头猪给丢了。回来后被主人打了一顿，主人非得让我找回一头这么大的猪，或者买一头猪给他，要不然他就要打死我。”皇上听了以后非常同情，说：“好，我出钱帮你买一头猪，还给你的主人。”【笑声】然后太宗又把这个案例公布天下说：我恨不能尽断天下狱讼。天下此类的事情，都可以这样解决。【笑声】大家想一想，如果天下每一个人丢了猪，都找皇帝让他赔那个猪，那么皇帝不就成了“猪皇帝”了么。【笑声】那他就不可能做别的事情了。这就是中国没有终审的传统，无限上诉的传统。这一传统导致我们今天信访的泛滥。很多人都这么看：案件即使法院已经终审判决，即使再审已经完成，至于我不服，就要不停地上诉申诉。上面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也不管是不是终审了。只要认为里面有司法不公，就要重来处理。

第五就是我们期盼青天的传统。我们的青天期盼，最典型方式就是的“告御状”。“告御状”大家知道，就是找皇帝告状。中国法制史课本上写着很多告御状，叫什么“邀车驾，“挝登闻鼓”、“直诉”、“京控”，还有很多种说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告御状的方式就有很多种。比如有一种手段叫“点天灯”，就是在自己的脑袋上挖个坑，然后放上一个灯芯，点着后在tiananmen广场转来转去，高呼“冤呐，冤呐”，就引起了信访部门的注意。这种“告御状”的方式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比如有人把自己的诉状，用白布写起来，用五丈的竹竿挑起来，上tiananmen告状，那个叫举着“冤旗”上访。有的就写上“血债累累”，“惊天奇案”，“奇冤待雪”，这样到tiananmen去等候青天。那么这种“告御状”的传统，在近代中国、现代中国被发扬光大了。现在很多重大信访案件，最后并不是地方上解决的。最后谁解决呢？是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人批字解决的。甘肃省多年前曾发生一个人命案。杀人犯的父亲是高院的一个庭长。他的儿子把一个工人的孩子杀了后，仅仅判了个死缓。那个工人的家属不满意，不停的上访。经过五年的努力，最后被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了十六个大字，最后这个案子解决了。如果当时碰到的不是胡耀邦总书记，而是碰到别的什么人，或者是半路上被截访成功了，那么这个案子最后就不可能改判。这样的结果，当然加重了人们对青天的期盼。

第六是中国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这也是信访泛滥成灾的原因。在我们中国，一般人认为，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情，手续更多，麻烦的很；其实，只要事情的最后结果是公平的，那么即使不要程序也是可以的。实体大于一切，程序无关紧要，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也正因为这样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因为信访主要注重的就是实质正义。

最后就是中央集权，权力一元化的传统。我们大家知道，传统中国政治的两大特征，中央集权、权力一元。这八个字，最能概括中国政治特征，。所谓中央集权，就是一切权力都归中央，地方没有权力。地方的所有权力，都是中央临时给的，单个给的，零星给的。所以中央经常要提权力下放，所以下面就要不停去上面要权要钱，所以要“跑部钱进”，要上访。群众要上访，地方领导也要上访，要到中央去拉关系，走后门，要经费拨款。这样一种体制，归根结底就是不相信地方，不信任地方，不允许地方分享中央的权力。说到这里，在座的同学有没有了解美国宪法的。美国宪法有一条规定，说美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各州和人民，除了授予美国政府以外的所有权力，属于各州和美国人民。也就是说美国那种体制是，一切权力归人民，归地方；一部分权力提起来给中央，中央就一点点权力，其他权力归人民。我们是一切权力归中央，所有的权力是你去要，它才给你一点点。中央还特别担心放一就乱，一收就死。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因为中央集权制，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再如权力一元化。就是在所有的机关，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层级，权力最后只有一个主心骨，只有一个人掌管，一切权力最后归党的一把手，在中国古代就是封疆大吏。那么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信访也是加强权力一元化的重要手段。地方所谓一把手，也就是党委一把手，实际上同事也是政府一把手，军队一把手，，政协一把手，法院一把手，妇联一把手，都是一把手。其实地方党的一把手，就是地方所有部门的一把手的领导。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惯性。信访有利于权力的集中。

比如说第一条，我们主张砸烂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法制机器，实现工农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那一套什么权力分立与制衡，什么司法独立，什么议会道路，什么政党政治，什么正当程序，都是反动的。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把这些东西抛开不要，所以我们过去几十年真的抛开不要了。现在虽然表面说要对其中体现的普世价值适当尊重，但内心深处并不同意，并不喜欢。但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是这么搞的，大家都说要搞法治，我要是不搞法治就不好，不然你就会说我是塔利班。【笑声】所以最后我只好也标榜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没关系，我们能够通过强调 “社会主义法治”，将“法治”的普世价值彻底颠覆。

比如第二条，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所有实施苏维埃模式的国家都是中央集权制的，包括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名义上联邦制实质上还是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度的要害是反对地方自治，反对地方与中央分权的理念。古代中国实质是有县以下地方自治的，所谓“皇权不下县”，到县里中央权力就打住了，县以下一般是地方乡党、宗族、行会、市镇自己在治理，当然国家也有它的干预途径。但我们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层政府已经到乡，甚至到村。我们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支部合起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你们这个村的人民政府。【笑声】因为村支书现在可以从上面往下派了，可以拿国家薪水了。这也就说明，中央衙门直接管理控制地方的细致程度，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人民信访也就过于依赖，因为要通过人民信访了解基层情况。

第三个就是，权力一元化。我刚才讲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我们的权力要高度集中。党的一元化领导，当然格外要强调广泛利用信访来实现对所有机关的领导、监督。这里不展开了。

第个四就是，我们党以人民保姆的自我定位。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把国民党定位为人民的保姆，实际上我们党也是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保姆。我们中国GCD领导的军队叫人民解放军，是假定我们的人民被绳索捆住了，被枷锁套住了，只有我们党把他解放出来。一般能解放别人的人就是英雄，就是救星。只有救世主或救星才会说我去解放别人。因为我要解放人民，当然就要重视人民的来信来访。人民来信来访就是受难者向英雄或救星哭诉，找救星申冤，寻求庇护，接受信访者当然有一种“为民作主”的成就感。

第五是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有国家无社会模式。也就是有政府机关的权力，没有社会组织的权力，就是社会组织都不管用。大家知道，现在没有一个组织真正是民间的，包括在座各位参加的学生会啊，研究生会啊，都是挂靠在学校的学工部，研究生部。包括什么书画协会、登山协会、挑战者协会，都是挂在团委学生会。现在没有哪一个机构不挂靠。如果哪一天中国有一个不挂靠的民间组织，我们才说中国开始有了社会。那个社会，就是英文“society”，它是一个组织，是人民自由联合体，是上面没有婆婆的民间组织（只服从法律）。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社会，社会分权被取消了，所以我们所有的纠纷，所有的案件都要依靠政府，依靠父母官来为我们当家作主。这就是中国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结果。

第六是战争政治模式。中国司法喜欢搞战争模式，我们喜欢搞严打战争、严打战役、春季执法会战、冬季执法会战、百日战争。像重庆，前不久就搞了一次大规模“打黑”战争。用打仗的方式来执法，这就是苏联革命传统。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执法，快刀斩乱麻。如果像英美法治国家那样，就会四平八稳，就会左顾右盼，就会无限拖延，就会四肢无力。我们一贯不相信这样一种司法程序。小平同志在83年“严打”的时候，曾经说：我最反感你们这些人，你们法院的人，老强调这也要依照法律程序，那也要依照法律程序，在我看起来，四平八稳不好，四平八稳不能实现稳准狠打击犯罪分子。所以他主张，要把复转军人放到法院里面去，就是要用军队作战的方式打击犯罪分子。那么，这也是我们依赖信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一个，就是服务大局的思想，也是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这么重视信访，强调很多案件的处理要服务大局，要讲政治，这显然有苏联革命传统影响的因素。革命的大局，远比法条或法律的逻辑还重要。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讲究服务大局。好几年前我到某个县去参加会议，那个县法院院长对我说，一个台商来这个地方办理一个厂，厂里有两百多个工人上班。有一天台商的小秘，一个美女，开一辆红色跑车，在街头撞死了一个人。公检法在一起开会商量，依法准备把这个交通肇事者依法处理。可是那台商说：对不起，如果你要把我这个小秘真的判刑了，我就撤资。为了服务大局，县里最后决定只让赔钱了事。我觉得这种强调服务大局，就是受了苏联的影响。在法律的明确规定之外，强调服务大局，其实必然贬低法律的威信，降低法律的尊严。中国最大的“大局”是什么？最大的的大局，是全国的大局。宪法和法律代表的逻辑，所规定的立法本意，就是中国最大的大局。抛开这个大局不讲，去讲这个地方的所谓“大局”，那实际上是践踏法制。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党政领导，他不管这么多，就只照顾自己县市的大局。这就是苏联模式惯性的影响，也是中国人治传统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太多、资源太少，纠纷发生太频繁、比例太高，这是原因。中国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特别怕乱，特别希望稳定，稳定的压力太大，这也是客观原因。所以也不能完全说 “刚性维稳”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小平同志曾说，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如果天天有人游行示威，那我们政府什么事也做不了，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像西方很多国家，人口少，你想游行就游你的，没有人管你。在西方国家，一千人上街游行，就是很大的事了。但在中国，随便一个纠纷，要是不控制的话，动辄上万甚至十几万人游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人多有关，所以我们特别怕乱，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执法、司法人员，素质低下，他们制造或加剧了很多纠纷。很多案件本来很简单的，但一到他们手里就更麻烦了，这也是一个原因。比如孝感这边有一个法官，因为收了原告被告两边的钱，为了摆平，为了让双方都满意，他竟然搞两份判决书：一个原告版，一个被告版。【笑声】原告拿到一看觉得原告赢了，被告拿到一看觉得被告赢了。最后两方一对比才发现了真相。你说这样素质低下的法官，人民怎能不上访？还有，湖北省浠水县有一个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一个证据很重要。他一想，如果没有这个证据，原告就必输官司。于是他就把这个证据藏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原告说，你的证据没有了，丢失了。你到我这来一趟，先交五万块钱，我争取帮你找回来。大家想想，有这样素质的执法人员，我们国家的纠纷还会少？我们的信访还会少？这样一个现状，总而言之，有诸多原因，有中国实际的困难，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这种模式要真的起作用，要真的推动正义实现，必须是两种力量合在一块儿才有效。而这两种力量，都是不可靠的力量，这也就是陈柏峰老师将要给你们讲的“正义只是个意外”。

大家看看这两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当事人的维权意志力。作为案件当事人，或者自认权益受害的人，能否实现权利救济目标，首先不在于履行救济体制设计的手续，而在于意志力——一定要使合法权利实现，一定要让受损的利益挽回来，一定要百折不回，锲而不舍。要像新疆的胡杨木，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烂。有这样一种意志力，最后才有可能挽回自己的权益。这种人，最后一般会变成钻牛角尖，认死理、不可理喻的人格偏执狂，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精神病人。所以北大孙东东教授说有99%上访的人是有精神病的。在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下，你没有精神病人的这种超长力量，实现不了法定的正义结果。【笑声】正常的人，几次碰壁就退回来了；像我，我目前还正常，【笑声】知道官司有理也打不赢，就不上访了，自认倒霉、吃点亏算了。但有些上访的人，他不这么想。他觉得，法律既然那么写了，我真的有冤情，有个叫范忠信的老师叫我们“信法为真”啊，那我就一直坚持到底、勇往直前吧。好，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精神病人。【笑声】

第二种力量是政治当家人的反腐意志力。各级政治当家人，愿意不愿意，敢不敢，解决纠纷或问题，就要看他的反腐意志力和政治责任心了。因为一般信访，要告的对象是他的下属，是他的干部。如果在上面的当家人，没有这种反腐的意志力，没有对国家，对党，对政府的高度的责任感，他在接到信访或接到举报以后，一般会知难而退，会拖延不决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要管这个案子，翻过来，如果要恢复公平，必然要得罪很多人，有很多麻烦或风险，特别是自己如果也有问题就更要顾忌了。除非真正是执法为民，不图私利，无欲则刚，廉洁公正，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坚持到底，才能把这个案子办好。这样的人，就成了我们最后期盼的包青天，简直就是个圣人。可是这种人在我们公务人员系统中非常少，你碰到他也只是偶然。【笑声】

于是，大家看，为了通过信访解决纠纷，实现正义，你把自己发展为精神病人只是个偶然，你上访中遇到个“包青天”圣人也是个偶然。两个偶然遇到一块儿，偶然的平方是多少？所以正义只是个意外。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样的体制，要想真的起作用，就要求下边的那个人是精神病人，上边的那个人必须是圣人。要精神病人和圣人加在一块儿，才能解决重大的问题，重大案件。这样两个人加在一起，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都不是人！【笑声】是吧？因为圣人是神，精神病人不是正常人，——指望不正常的人帮我们解决纠纷，回复权益，这就是非法治国家，人治国家！

在法治国家，权益救济是不需要圣人，也不需要精神病人，是仅仅靠寻常的、循规蹈矩的程序，就能解决问题的。在中国目前这样一种体制之下，要解决问题，就好比急病求医于万里之外。我做个比喻，假如说我生病了以后，要找医院看病。如果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生病了，我首先应该是找校医院，实在不行我得找陆军总医院，再不行就找协和医院、同济医院，再不行到北京找301医院，再不行我们去找中南海保健组。【笑声】好，总而言之，我总要一层一层往上找，就是从最近最方便的解决机制开始。只有下面不行，我再找上面。但在我们中国目前的信访救济体制下，似乎就不是这样了。你在南湖校区感冒了，你应该找中南海保健组，找吴阶平、裘法祖那样的专家组成的中南海保健专家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事先假设前面列举的每一个医院都是卖假药的贩子，那里的医生都黑心了，只有中南海的那里的医生还不错。这样的模式当然是不可靠的。

这只是比喻。当然还可以比喻为，假如你生急病了，要买药治，你不在我们校医院买，也不再陆军总医院买，也不在协和、同济医院买。有人告诉你，在湖北西部的神农架林区的那座3952米的山顶上，有一个悬崖上，悬崖上有一个石洞，洞里有一颗仙草，那个仙草正好能治你的病。【笑声】你最好从武汉爬行到神农架那个地方，把那个药采回来，治好你这个病。这就是你的恢复权益的正常希望之所在。

大家看，这样的希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多么不可行、不可靠。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案件的解决，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这样的希望，靠的是那两种非常人的力量。这两种力量，都是把纠纷的解决，权利的恢复，寄希望于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不可知的因素，而不是寄希望于一种必然因素，一种靠权力制衡不得不然的因素，这就是中国的困境。要寄希望于必然因素，应当怎么办呢？应该是权益救济者所希望的事情，一旦通过法律救济程序提出来之后，上了传送带或运行机制，谁想躲都躲不开，想不解决都困难。比如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犯的那样一种错误，婚外谈恋爱的时候一不小心，谈了一个不该谈的小女人。【笑声】那个新闻实习生呢，做事心机太重，做事情还要留下一点儿证据。【笑声】然后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情，最后在美国，还要设立独立检察官，对总统实行侦查起诉，最后由美国国会组成专门的审判团，实行200年来总共才进行了1.5次的世纪大审判。我们中国纠纷的解决，正义的恢复，什么时候能靠那样一种必然力量，那才有希望。像我们的台湾，当陈水扁还在台上的时候，司法机关就正式对他进行起诉和审判。当马英九正在竞选大位的时候，关于他挪用特支费的案件正在审判。这才叫必然的力量。什么时候，一个依法拥有很大的实权的人，能成为普通司法的管辖对象，那么我们人民的信访救济模式，才会真正走上法治的道路。

治标是简单的办法。就像我们古人说的锯箭法。如何锯箭？无非是下面几条。

首先要理智地看待信访。信访是人民的神圣的权利。信访不光是救济权利的途径，还是举报贪官污吏的途径，还是向党和国家批评建议的途径，是天经地义的，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的一部分。不要把信访当成是坏事，不要像河南有个地方墙上大标语写的那样——“非法上访，一次训诫，二次拘留，三次劳教！”最近网上披露，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就是这样讲的。他们实际上是把信访当成了非法行为。还有广西的一个人大代表，竟然提出一个立法建议案，建议刑法里面设立一个非法信访罪。他说以后上访，凡穿状衣，喊口号，拦截政府领导的车辆，冲进政府机关，统统要判刑。这种人，还是民主党派的人大代表。民主党派可真民主。【笑声】如果都这样地看待信访，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第二个“零上访”之类的考核指标要取消。对地方干部，地方单位进行政绩考核，那个考核指标，千万不要搞什么零上访，千万不要搞什么一票否决。有一个人上访，就把这个领导看成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对的。你这样一规定，只会让地方领导调动一切力量去截访。他越截访，就越是把矛盾这个炸药包面上浇上越多的汽油，放在火上烤，最后就会有总爆发的。地方截访，就是这个考核机制逼出来的。我经常到各地做讲座，接触一些地方党政干部，原来我对他们很有意见，但接触多了之后有些同情。他们说，你来试试看，你在这里当一年，保证你也当不下去了，整天神经紧张得快要崩溃了呀。

第三就是不搞“法外开恩”式的“息访”。一有人信访，就给他好处息访。有的甚至是在法律上没有处理错，还要给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平安。因为有人动不动就上tiananmen，动不动就点汽油。把你拉回来以后，如果这段时间你不上访，不影响我们的政绩，不让我一票否决，就给你好处。钱从哪里来？从财政来，从我们纳税人来。这样的做法应该尽量避免。

第四，对重复信访、重大信访，用相当于“人民陪审团”的方式听证解决。现在很多信访人，觉得自己非常有理，党政干部给他解决的时候，他都不信，说你讲的没道理。但如果你让他的身边的亲朋好友，他的单位同事，他的老师和同学，他的上级领导等，你找十几个人，坐在一起都来听。如果这些陪听的人都说政府的解决是合法的，合情理的，那么当事人会受到重大影响，就不容易出尔反尔地闹访了。我记得五月份在咸宁讲的时候，他们当地领导说这个很好，我们可以马上试一试。当然这只是治标的方法。

第五，信访的结果要及时公布。你把信访处理结果及时在网上、报纸上、电视上公布出来，有利于百姓知道真相，制止谣言的传播。不要处理了也不做声，要让那些得到好处又继续说政府的坏话的上访人没有市场。其实，有些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解决得很好，但是被老百姓传错了，最后还责备党和政府。

最后就是力争在法定的期限内结案。我的博士生龚先砦同学做了一个考察。他发现，很多案件是因为拖延司法程序，超过了一年，才变成缠访、闹访案件的。也就是说，哪怕法律规定的是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七个月的程序，你只要在一年内解决了的，老百姓还是能够承受，都不会上访。只要拖过了一年，就会演变成反复上访的案件。很多案件在公检法立案以后，拖了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都没解决的，于是百姓只能选择信访，选择闹访。

要治本，第一就是消除司法机关的禁区。我们所有司法机关，受理案件时，不应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禁区，任何案件都可以受理。首先从中国GCD要依法执政做起，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都反复强调过党要依法执政，我们就把它落到实处。将来党的机关做的任何事情，一旦人们认为损害了他的权益，就应该允许人民提起行政诉讼，这样中国就实现法治了。党已经承诺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没有高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那么就应该受普通司法的监督。如果有一个《中国GCD依法执政法》，包括中国GCD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中国GCD对工会妇联共青团的领导方式，中国GCD对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的领导方式，都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为行政法律程序。如果有了这样的法律，违反这些法律，人民就有权起诉你，这样中国才算进入了法治时代。除此之外，所有的案件，只要法院觉得依照法律或法理应该受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要干涉。

第二是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要独立司法。中国在清朝末年，沈家本变法的时代，就宣布过司法独立。在北洋政府时代，在国民党时代，也宣布司法独立；在新中国初期也宣布司法独立。1954年的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可是我们今天呢？反而不敢宣布了。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因为这里面没有说不受党的机关和人大的干涉。其实，有党和人大来干涉就足够了。因为只要允许合法干涉，那么任何个人利用党或人大的名义、讲私利披上公益的外衣来干涉司法，都是易如反掌的。很多人要干涉司法，绝对不会公开说是为了私人利益。他会说是为了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我来对你作的重要指示，请你记下我的意见。如若不然，你法官的岗位就掉了。大家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重大的案件，重大的冤假错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政法委协调的结果。包括佘祥林案，包括聂树斌案，包括杜培武案，包括赵作海案，都是这样的，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很多案件，法院和检察院都说不能再审了，应宣判无罪，但政法委说为了地方的安定团结，必须服从大局。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永远无法实现法治之日。

第三，就是完善司法民主。什么叫“司法民主”？比如说，人民参与司法的方式应有所改变。我们现在的人民陪审员，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要是把人民陪审员变成可以实际参与投票表决的人民陪审团就好了。大家说，如果变成人民陪审团，岂不是更麻烦吗？我们说，如果把人民陪审员变成可以实际上参与投票表决的人民陪审团，就像西方的陪审团一样。12个人的陪审团，加上法官13个人，6比6表决的结果，最后法官是决定性的一票，是6比7的关系；如果12个人里面，有8人反对，4人支持，加上法官那一票支持，仍只是少数，法官的意见仍不能决定判决。所以，如果实行人民陪审团制度，让更多的正直的外行参与司法，也许法律正义实现的效果更好。你们也许要说，司法应是专业化，专门化，专家化的，为什么要让外行参与呢？但是在西方国家，就认为陪审员可以是外行。因为外行不受法律框框条条的约束。他所理解的正义，是一般人的正义。一个案子的结果，如果符合一般人的正义观，一般就不会有人上访了。

第四要尊重法院的终审、再审。所有已经经过法院终审、再审的案件，绝对不要再接受信访。谁接受信访，谁就是在践踏司法权，贬低司法权。因为你们想用信访处理这样的党政机关的权威，来凌驾于法院之上，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呢？因为按照法治的目标，法院就是纠纷解决的最后机构，实现正义的最后途径。你现在想用行政权力去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用行政权来纠正司法的问题，结果使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之上，这个结果是抱薪救火，肯定是不对的。

最后，所有的这些治标治本之方，归根结底，指望我们所有的学法律的同学。在中国的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时期，这样一个人治救济模式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不仅仅只是失望，而是对中国法治未来，马上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怀抱一种希望，中国就有希望了。我们大家都代表一种向往法治的力量，我们有责任推动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推动中国实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司法。我们首先要合力推动司法机关变成真正的司法机关，而不仅仅是司党的意志，司长官意志的机关。如果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产生了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没有白费时间。

这就是我的汇报，谢谢各位。【持续不断的掌声】

【提问一】：范老师您好，我想斗胆提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您为什么离开中南大？【掌声】然后就是，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回来，以什么形式回来？【掌声】最后，您开始的时候，说以杭州师范大学的教师身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演讲，是什么意思？请您解答，谢谢！【掌声】

【范老师】：谢谢这个同学的提问，但好像与今天的主题无关吧。【观众齐声说：有关】哦，你们把我当成一个信访的对象了啊，那就算是与来信来访有关了。我说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学校有一个历史传统。一般来说，我们学校出去的还当老师的，一般是不太被欢迎回来再开讲座的，因为可能会勾起一些人的不太愉快的回忆，谢谢。【掌声】

【提问二】：范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您刚才提到建立“人民上访终结机制”，但在司法公正还没实现，司法程序还不完善的今天，信访如果一次终结，那么人民的权利岂不是更难保障？

【范老师】：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在司法公正还很难实现，司法程序还不完善的阶段，如果建立信访终结机制，一次终结或者两次终结，那人民的权利保障就更加困难了，人民就更没有救济渠道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提问人回答，是的】好的，是这样的，我说的这个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国家机关，要把国家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那套程序，这些实质条款，要让它们真正运用来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有信访终结机制。如果不是这样，比如说司法不独立，司法机关的禁区都没有消除的那种情况下，你让信访一访终结的话，那么人民的权利会受更大的损害。在司法权受到尊重，司法机关司法没有禁区的前提下，建立信访终访机制才是有效的。谢谢。【持续掌声】

【提问三】：范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演讲。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在河北、山东等地都出现的这样的案例，有很多信访者在信访的过程中与政府达成某种协议，但是却最终被政府或者法院定性为一种敲诈政府罪。敲诈政府罪也成为2010年网络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您对现今这种现象有何看法？我们又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和难题呢？谢谢您。【掌声】

【范老师】：好，谢谢，谢谢这位同学。他说的这个情况，有好几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有的信访人、上访人，被党和政府机关派人去劝回来并承诺：明天我们给你钱，让你得到解决。然后当上访人去拿钱的时候，公安就把他们拷起来带走了，说是敲诈勒索，敲诈政府。这样的案件，最近在好几个省发生过。受难的人民，碰到了一种流氓性格的公务员。一个人本来想通过锲而不舍上访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没想到碰到一个比他还无赖的政府机关。明明是你答应要给我钱，等我拿钱你又说我是敲诈勒索。

那么这样的问题怎样破解，我想简单地说，只要依法解决完了，他还上访，不理就是。只要我的解决由充足的法律依据，就不要担心他还上访，不要担心我被一票否决，不要担心我的乌纱帽掉了。如果各级的机关，在这些问题上，在依法办完之后都有坚持这种态度的勇气和毅力，那么我想信访会逐渐减少，这种僵局会破解。

这样说来，可能大家觉得有点虚。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在三国的时候，曹操当丞相的时候，如何制止绑票勒索犯罪的蔓延。有人建议说，一旦出现了绑匪，我们赶快拿钱去赎买。如果受害人家里没钱，政府拿钱把人质赎回来，以解决纠纷。但是最后曹操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曹操最后接受了另外一个叫高柔的大臣的建议。高柔说，应该颁布一个新法令，规定凡有绑架勒索案件发生，所有武装police，街坊邻居，都必须绑匪进行格斗，不要顾忌人质的安全。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样一个法令出来半年以后，绑票案件一个都不发生了。为什么？因为绑匪发现没有任何希望了。当然，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听起来很恐怖。但道理是相通的。我是说，人民来信来访案件，如果确系依法解决完毕的，政府不再理睬，那么以后信访就会大大减少。当然，前提是一定要依法解决。如果你不是依法解决，人民权利遭受了损害，那我刚才说的话就作废。好，谢谢。【掌声】

【提问四】：范老师，您好。首先问一个私人问题。您看，我是从千里之外的杭州来到中南，然后您却从中南去了千里之外的杭州。【笑声】所以我想说，以后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跟您联系，邮件或者电话能否给我留一个？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听完今天的讲座，您今天对信访制度这种忧思，讲了它的原因以及它的表现方式，以及最后得出的治标治本的方法。我想问的是，您对信访问题的解决，能否给出一套可操作性的方案，也就是我们的人民应该怎么做，学者应该怎么做，学生应该怎么做，公民应该怎么做，国家应该怎么做，政府应该怎么做？【笑声，掌声】

【范老师】：【在大屏幕上放出自己的邮箱】谢谢，谢谢这位同学！这个同学提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没法回答。因为我们作为学者，我还真提不出那么多党怎么做、政府怎么做、我怎么做、你怎么做的方案。【笑声】我现在提的方案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只能从党和政府过去教给我们的那些道理，宪法和法律传播的那些道理，从那些道理出发，我讲我们的方案，其实包含了该怎么做的意思。那些方案落实到任何一个方面，只要你把法条当真了，那里就有具体操作方法。也就是说，你一定依法办事，受害人依法坚持道理，执法机关的任何人依法把你那个环节的事办完，那就是操作方案。所以，我刚才说的可操作方案，就是要具体的每一个人，把法条上要你自己办的那一部分事情办好了，就可以了。最大的一个问题，一句话，只要什么时候中国GCD依法执政初步开始了，你刚才说的问题，我们所讲的问题，就能开始实现。好，谢谢。【掌声】

【提问五】：范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有关信访，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信访办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来设立的，而且制定了相关信访的法律法规政策。那么老百姓上访是通过法律法规，来行使来自己的权利。这样说来，信访就是老百姓行使自己的权利，并没有逃脱法律框架的约束。那么怎么能说是信访而不是信法呢？

【范老师】：好，感谢这位同学。她刚提的问题其实我昨天也想到了。你说老百姓信访不信法，那么他说我在信访的时候，我也是在依法；我在考虑我的权利的时候，也是在依法考虑；我要实现这个结果，是我依法应该得到的结果，那怎么叫不信法呢？我说的这个不信法，指的是不信法定的救济程序，不信法定的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的依照诉讼法进行的那一套程序。他们信的什么呢？信的是如何找对人，找对有权的人，找对厉害的人，用厉害的手段，不受法定程序的限制，一次性地，干净利落的解决问题。我把这个叫做不信法，就是不信法定的纠纷解决机制，想在法外解决，想用特殊人，特殊途径解决。所以，现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案子没有解决好，我们老百姓是在反省什么？反省的是找人找对了没有。找对了什么都好办，找错了衙门，找错了人，什么机会都没有用。所以，这是信访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好，谢谢。【掌声】

【提问七补充】：好，谢谢您。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出了一个设想：人民信访可以改革成为一个上传下达的渠道。我们知道，信访本来是对政府的一个监督的机制，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对于上访的群众它有什么作用呢？岂不是等于说了也白说？

【范老师】：好，你的意思我知道了，就是说信访如果没有一个解决就分的功能，只有一个传达的功能，那么信访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这么说吧？因为信访传达，它是把下面的情况传达给党政的领导。如果在司法程序以外，如果依照党政领导机关的法定权力应该管，党政领导就应该加以了解或处理，或者依法进行监督、督促，这也就是在解决问题。那也就是说，他接到群众信访以后，他运用他的权力去推动这个案子公正结果的达成，本身就是解决问题，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好，谢谢。【掌声】

【提问八】：范老师好，我觉得现在老百姓之所以总是上访，就是因为我们的法治没有权威，党在法之上，党大于法。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把司法独立出去，党受法律限制的话，那么信访就不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了，大家就会注重司法问题，这样才能慢慢解决信访这个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范老师】：我赞成你的观点，谢谢。【笑声、掌声】

【提问九】：范老师，我刚刚听了您的讲座，我觉得里面蕴含着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人治思想和西方法治理念的冲突，第二个就是当前中国政治对维稳的一种追求和对建设法治国家的追求的矛盾。信访可能就是这种过渡阶段的妥协的产物吧。因为我们经历了五千年的长期的帝制，人治的思想，公权力对我们的压抑，已经浸入了我们的骨子里面，养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不管是作为当权者，还是一般的群众。那么，中国GCD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处理这种纠纷和矛盾，要是过于讲究西方的理念，可能跟人民的想法不一样，可能导致很激烈的冲突和政变，甚至损害法律的权威。【观众笑声，掌声】我个人认为，必须通过教育，我们的后代才会有所改变。但如果通过教育，过程也会很漫长。

【范老师】：好，谢谢这位同学，我听懂了你的观点。你的意思是要在中国彻底解决信访问题，就是要重视下一代，从娃娃抓起，是吧？【笑声、掌声】我赞同，我赞同。就是要在中国从娃娃抓起，就是要真正建立全民法治信念。你意思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我们党和政府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这一点我刚才在我的题目里面也讲了。那么中国目前这个现状，如果说要完全取消信访、不重视信访，中国不知道又会增加多少的罪恶、多少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有信访，在目前是不得已的办法之一。但是，你也不要把它当成我们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好途径，不要因为过于依赖信访而破坏我们现在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可怜的法治基础。信访不信法的风气，应该尽可能地限制约束，不要培养，不要鼓励，不要煽动它。这就是我的一种基本看法。好，谢谢。【掌声】

【提问十】：范老师，您好！【另一位同学也拿到话筒要提问】不好意思，我等了超级久，让我先问好吗？【另一同学表示，女士优先】谢谢，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您是GCD员吗？【观众笑声】

【范老师】：我是GCD员。

【提问十补充】：好的，谢谢，那么您担心今天的言论会受到跨省追捕吗？【观众掌声，喝彩】

【范老师】：还没有。哈哈，我到杭州去，所以需要跨省追捕，是吧？【笑声】没有，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我觉得最值得自豪的一种状况，就是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呆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里面我讲的话，有时比今天还激烈，还生动，还不合章法的，但都没有收到任何追究。我觉得这是中国法治的伟大进步，这正体现了我们党的伟大。【喝彩、掌声】

【提问十补充】：好，这个问题我问完了。其实今天您的演讲，我感觉有一种很无奈的语气在里面。信访这个问题，说到底都是因为GCD把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问题。您提出来的治标治本的方法，都需要从党开始做起，需要他们放权，需要他们让司法独立，这样子我们中国才有希望。那么我想请您作为一个党员，对在场的所有党员，以及即将成为GCD员的同学们，说一句话，谢谢。【掌声】

【范老师】：好，谢谢。刚才这位同学用了一个名词叫“跨省”，现在这个好像是个专有名词，是吧。因为被“跨省”还是一种待遇，一般人是享受不到的，【笑声】我估计我这个级别还享受不到，一般要副厅级以上才能跨省。学校任命过我是正处级干部，正处级还不能跨省。我作为一个GCD员，曾经还当过优秀GCD员【笑声】，大家笑是因为我不优秀，是吧？【笑声、掌声】

我觉得，对党的忠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忠诚是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忠诚，是党叫我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党叫我反右就反右，党叫我wenge就wenge，党叫我杀人【笑声】，我说的是杀反革命，我就去杀反革命，那是第一种忠诚。第二种忠诚，大概就像张志新那样子。张志新知道吗？【观众回答，知道】就是她太忠诚了，最后喉咙管被割断了，然后拿几根塑料管给她接上，把她送到刑场。行刑的人到刑场一看，张志新这个人怎么不说话了？这个人难道真的心服口服了吗？后来才知道她已经发不了声音了。第二种忠诚，就是“谏诤”式的忠诚。张志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可能重演。因为我相信不可能重演，所以我才敢在这里说这么多话。如果要是我知道要可能重演的话，我保准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因为我胆儿贼小。【掌声】

【主持人】：谢谢范忠信老师对每一个问题的精彩回答，那……

【提问十一】：范老师您好，我两次拿到这个话筒，然后两次都把它让出去了。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好吗？今天很多问题，都归结在您刚才提出的治标和治本之方上面。对于您这个治本之方，您举了很多例子，把它归结于“法治”两个字。我想请教您：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背景的特殊环境下，人治在我们法治的建设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刚才您提出的细节的举措，我总结起来其根本问题就是，在中国环境下，有权部门已经掌握了一些可以凌驾于司法之上的权力。这些部门有没有一种胸襟，一种豁达，去释放它已经获得的特权。像您所说的，它要接受监督。那它是否愿意接受监督？我们中国是否需要一个像蒋经国式的，或者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

【主持人】：同学请适当简短你的问题好吗？【范老师笑】

【提问十一补充】：呃，这就是我问题的核心，谢谢。【笑声、鼓掌】

【范老师】：这位同学的意思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是：你说了这么多，法治建设的，治标也好，治本也好，最后都是要向你谋求的对象，掌握真正的权力和决定我们命运的那个主体乞讨，要它大发慈悲，大发善心，才有可能。也就是说，你要跟老虎谋一张皮，有没有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说，不一定要等着蒋经国同志回来，也不一定等着戈尔巴乔夫回来。只要我们，在党内党外的，所有主张法治，愿意相信法治，追求法治，追求通过法定程序、法定途径挽救自己权利的人，真正一个个都激活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权利，真正动起来，而不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那么我想，法治就有希望。比如，我有一个权益受损害了，如果我只是想，这个事件损害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这一个单元里的人都受损害了；我宁可等着别人把这事情解决了，我附带受益，我不要负这个责任。如果我是这样想，其他的人都这样想，那中国永远没有希望。我希望，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权益和别人权益同时受一个原因损害的时候，用力所能及的办法去主动抗争，去捍卫法制，信法为真。如果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你是在当“法呆子”，在当书呆子，但是你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为法治事业做重大贡献。你这样的人，才更应该视为劳模、战斗英雄！好，谢谢！【掌声】

【范老师】：哦，那太好了。【笑声】

【主持人】：第一份礼物是您当年给我们提名的《原法》期刊，这是最新的一期。【掌声】我们把我们的话写在期刊的扉页上了，您可以看一下。

【范老师】：哦，封二里面还有专门给我写的一段话，谢谢。【掌声】

【主持人】：我们的第二份小礼物，是法学院各个年级的学生给您写的留言本。非常厚的一本，我们还有两本在下面传着写，一会给您收起来，送给您。

【范老师】：这个礼物太重要了，这个我要永久保存。【掌声】将来，这个就是我家庭收藏文物里面的一级文物。谢谢！【掌声】

【主持人】：那范老师你想不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家对您的祝福和感恩呀。我随便念几段简短一点的。

【范老师】：好，谢谢，谢谢。【掌声】

【主持人】：一位06级法学院的学生写到：先生说过，中国法治实践出了这样那样的状况，没有必要太灰心。但是要凭良心，尽努力。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总比不做好。法治，也许就是这样百年推进一米。读了先生的文章，看了先生的著作，为先生所感动。虽然先生离开了中南，但是先生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同样为中国法治的进步在努力，在推动。劳燕纷飞，天涯还会再相逢。【掌声，大笑】

【范老师】：这个“劳燕分飞”大概形容离婚比较合适吧。【观众大笑】

【主持人】：不好意思，我照原文念的。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大概有一百多份，至少有将近一百五十多位同学写的。我们现场也发下去两个留言本，走的时候请大家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收上来送给范老师。最后我们制作了一个短片，把我们搜集到的一部分范老师讲课、讲学的情景，著作，学术活动，以及中南大校园里范老师熟悉的风景连缀在一起。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和重温范老师在中南大这十二年来的美好时光。【观众鼓掌，喝彩，主持人播放短片】

【范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被做短片”，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谢谢。

【播放过程中范老师摘下眼镜擦拭眼泪】

【范老师】：各位同学，我刚刚看到这个短片非常感动，大家看到最后我把眼镜摘掉专门为了擦眼泪。我看到这个“故国故园”这样的词后，应该说有一种孔子当年离开鲁国时候的心情。孔子离开鲁国之后说：“迟迟吾行矣，去父母国之道也。”我现在就有这样一种心情，去父母之国也。我是湖北人，我是中南人，即使将来中南任何人不欢迎我回来，我自己还把我当成学校的一员。【掌声】当然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会欢迎我。【持续的掌声，范老师摘下眼镜，擦拭眼泪】我想，【哽咽】我想大家刚才把学校的美景放了这么多，无非是让我留恋学校的美好的风光，美好的场景，美好的学术氛围，还有我们这么多杰出的学子。我觉得，我离开中南到杭州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这么大的法科学子队伍，当然也包括其他学院的同学。没有这样一个队伍，没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其他地方可能有很多是我期望的，但是就是学术讲座的这样一种热烈场景，我估计将来永远不可能再得到了。为这一点，应该说，我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但是，既然有遗憾，我还毅然决然地离开，我想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希望大家体谅，希望大家原谅。谢谢各位。【掌声】

【范老师的博士生罗鑫同学含泪即兴发言，掌声。】

【范老师】：各位同学，这个话题一说起来多余了。因为我是认为，我三十九岁来到中南，五十一岁离开，十二年。三十岁的时候还可以说自己是个年轻人，五十多岁离开的时候，年过半百，头发花白，再不敢说自己不老了。我小时候，看到一个人过了三十岁，或者头发有一点花白，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老呀！会觉得这个人离死不过几天时间而已。现在我过了五十多岁，这么老的时候，我还希望别人把我当成年轻人。我现在一直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也许我这种心态跟我们学校的氛围不相符。大家发现，范老师现在更像一个“愤青”。现在我们中国的现象就是这样，越老的人越是愤青，越年轻的越老成持重、老于世故。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中国这些年的教育造成的。我之所以离开也跟这样一种背景或氛围有关，因为我们学校太需要老成持重、老于世故、圆通的政治家，不需要我这样的老愤青，所以我选择离开了。好，谢谢各位。【持续不断的掌声】

【主持人】：让我们用持续不断的掌声送范老师，祝范老师一路顺风。【持续不断的掌声】我们今天第三期原法论坛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团委学生会学术部整理初稿，吴欢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