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陈有西 > 胡适辞世50周年祭

胡适辞世50周年祭

 

风雨苍黄五十年
 
——胡适辞世50周年祭
 
作者:邵建,高力克.程巢父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2-2-24
 
 

  风雨苍黄五十年

  ———胡适先生辞世五十周年感怀

  编者按: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报约请三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撰文,追忆和评述胡适先生在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以飨读者。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公元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辞世于台湾,至今已是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位名叫李慎之的老人去世前曾预言: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从时间维度,21世纪不但到来,并且走完了第一个年代,但胡适的世纪并没有随时而至。非但如此,甚至在经过几十年隔绝之后,与我们一度拉近距离的胡适,反而渐行渐远渐杳如。当然,不用怀疑,胡适最终会回到我们中间,问题是,我们看不清一张胡适回归的路线图。

  以上的胡适,显然双关。他既是当年血肉之躯的胡适,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和制度象征的胡适。作为前者,胡适已永远不能再回我们中间。作为后者,我们已然经历了五十年的苍黄风雨,莫非还要等待另一个五十年的风雨苍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书,意旨很明确: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因此,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那么,21世纪的文化,如果以胡适为表征,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文化呢?

  胡适一生,其言论涉及学术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一生的努力即是将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构成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其轴心是宽容、自由与多元(这三个词在语义上可以互文)。因此作为20世纪文化象征的胡适,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不幸在那个恶劣而残酷的世纪环境中,“胡文化”非但没有形成其体制,反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几乎荡然无存。即使胡适所在的那个孤岛,抑或胡适去世的那个时刻,因威权的重压,自由也只能冻芽一般蛰伏。直到胡适去世,他也没能亲见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文化成为一种制度。

  宽容-自由-多元,三词连缀,可以构成我们人类世界不可须臾相离的价值谱系(否则就是一种奴役状态),其中宽容为前提,自由是核心,多元乃结果。胡适不仅晚年一再表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早年即能以其难得的敏感,见微知著,力诫不宽容的危险。1925年,面对那个时代进步分子火烧《晨报》事件,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毁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读胡文至此,每每变色动容。胡适“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不幸他的忧恐到底还是变成了历史,并延伸为现实。历史是人的选择,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然而,在历史中做出这样选择的,恰恰是胡适当年的同道,即那些自命为新的人,同时包括大量为他们所裹挟的无知青年。这是报应,20世纪我们像敝屣一样扔掉胡适,扔掉那宽容其表自由其里的“胡文化”,这个民族就注定要长久地品尝由自己酿出的苦酒。

  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从宽容走向不宽容。胡适之后的时代,如果从不宽容走向宽容,那么胡适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毕竟宽容的时代谈宽容易,不宽容的时代说宽容难。今天,我们如何宽容?回望胡适一生,把自己当作理念的种子,同时自己也是播种者。宽容之于胡适,既是天性,更是理念。作为理念,一旦你做到宽容,这个社会便会减少一份惨酷。胡适一生,大体可以视为宽容精神或宽容人格的身体力行。但宽容仅仅表现为精神人格还远不够,必须制度化。1948年,胡适谈自由主义时把宽容解释为“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这种保障就是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制度是难的。这里不妨引用胡适曾经引用过的《圣经》中的比喻,它“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胡适岂不就是这粒芥子的播种者,不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而且对未来始终抱持乐观:播种在我,功成却不必我在。所以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这没有完成的一切,在胡适的身后,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便是当年胡适的作为。让“胡文化”制度化,即使路途迢遥,我们也要保持胡适式的乐观。胡适的乐观并非盲目,尽管他自称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是在那不堪的时节。乐观的根据在于,体制熬不过社会。一切正面的努力都是有效积累,这正是胡适所谓的“功不唐捐”。当整个社会经由无数人种子般的努力,它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变化而不是相反。胡适一生是播种的一生,而非收获的一生。他没有看到自己渴望看到的下一个时代,却为下一个时代埋下了种子。今天,我们也都是下一个时代的种子,我们播种我们自己,我们耕耘我们所在的社会。社会是我们的立足,也是我们的力量。用社会倒逼制度,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无论风雨苍黄,还是风雨如晦,我们风雨兼程并终将在这洗礼般的风雨中与胡适相遇;正如风雨过后,“胡文化”势将使这块古老的土地万木复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1905年,孙文在伦敦拜会严复并讨论改革问题,留下了一场关于启蒙与革命的世纪之争。严复主张:“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得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孙二氏代表了晚清启蒙与革命两条路线。启蒙家严复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智民德的低劣,故治本之策在于国民的启蒙。革命家孙文则主张以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为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严复的“国民素质论”在晚清影响巨大,维新派和保守派皆以此为反对共和革命和鼓吹“开明专制”的基本理由。追随美国革命的孙文,则苦于中国匮缺北美殖民地人民数百年的地方自治习惯,而设计了革命后“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民主转型程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对种种以国民素质为由的“开明专制”论提出了挑战。

  1929年,国民党完成武力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起“人权运动”,批判国民党打着“训政”旗号的一党专制,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胡适主张:“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胡适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其法定权限而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和各级官员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的模样,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

  1930年代,由于苏俄和德意极权政治崛起的诱惑,国内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新式独裁思潮,胡适与其《独立评论》盟友蒋廷黼、丁文江之间爆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论战。在这场关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论战中,胡适力挽狂澜,坚守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他用以批判新式独裁论的主要理论是“民治幼稚观”。

  胡适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俄德意的新式独裁政治则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它只需要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

  胡适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定期通过选举参与国家大事,画诺投票。平常人的政治兴趣和政治能力不过如此。这种幼稚园的政治并不难学。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阿斗逢时逢节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国家的阿斗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民主国家有失政时,挽救的办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即可。在胡适看来,民主政治的优点,一是简单易学,一是具有修错机制。

  胡适的民治幼稚观与素质论反其道而行之,旨在阐明民主是适合一切民族的常识政治,虽然其观点的论战色彩难免影响理论的严谨性。

  在胡适看来,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学会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正如下水学游泳一样。“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开放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可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胡适并不否认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长期致力于从思想文艺上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启蒙工作。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制度。公民德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公民养成的最好学校。

  1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

  ◎程巢父(知名学者)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36年(1947)1月1日公布宪法;并着手政府改组。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3日,胡适到南京。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5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党政”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他各用四种特色概括出这两类政党的性质和作风。最后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生平第一次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

  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乐观情绪,很快就笼罩了“不安全”的阴影,普遍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眼前。胡适在8月里又写了一篇政治评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上半篇回应左翼对他广播词的批评,宣称自己“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的立场;下半篇着重指出“那个反自由、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的世界革命运动“只是这三十年(1917-1947)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而“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是将来要“一定获胜”的。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

  胡适当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今天来看台湾的宪政格局,觉得先生在1947这一年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总算没有虚掷。

推荐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