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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哲飞近照

袁哲飞担任宁海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时率宁海越剧团演出

中央电视台走进宁海。中国5月19日旅游节,以《徐霞客游记》宁海开游日确定

 

 

踏花归来马蹄香

 

 ——记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宁海县志》主编 袁哲飞

 

丁易

 

 

 

 

    40多年前,他22岁,被一位叫徐祉瑞的伯乐相中,继而成为一匹在宁海群文战线上纵横弛骋的千里马。

    若干年后,他自己成了伯乐,以一双慧眼和一颗爱心,从文学界、戏剧界发现了一匹匹千里马,并悉心栽培。

    他叫袁哲飞,一位“袁”而不滑的好人,一位乐于奉献的园丁,一位宽厚谦逊的长者,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

    很难以三言两语勾勒这个人的全貌。他涉猎的领域很多,时间跨度很大,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很频繁。他是宁海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个切片,一段活着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典型标本。

    这样的人,现在已不多,而且将越来越少,这是我多次对他采访后产生的直觉。他仿佛是一个多面体水晶,每一面折射出的光芒都很独特,很耀眼。事实上,他低调而平和,每天坐在县志办公室,兢兢业业地做他的主编工作。

    他无疑有着诸多的荣誉,不过他看得很淡,淡到几乎遗忘。

    可我们不应该遗忘。这样的人,应该被记录,也值得我们去记录。

 

 

 

宁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平调“耍牙”绝艺,保留傩戏古老遗存,与川剧“变脸”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将失传

 

 

徐祉瑞的眼光

 

    1960年代初,一个辉煌而又短暂的文艺繁荣期。“百花齐放”的指示下,一部部文艺作品破土而出,一拨拨文艺人才应运而生。当然,这一切到1966年都戛然而止。

    徐祉瑞,浙江桐庐人,时住宁海县文化馆馆长。这是位严谨而正直的老干部,对群众文化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领导干部,选人是第一关,标准要高,眼光要准。怎么选?从众多业余作者投给文化馆的稿件去发现,去甄别,去选择。

    当时的宁海没有报纸,文化馆是喜爱文艺的青年们的精神家园。但凡有得意之作,投稿给文化馆是他们的不二之选。文化馆的同志对这些业余作者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鼓励和指导,对被选用的稿件发给稿酬,对作者进行嘉奖,召开文艺创作会议邀请业余作者参加,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报社。不过,范围更广,功能更多,几乎囊括一切跟文化艺术相关的领域。

    徐祉瑞经常亲自阅稿。一个叫袁哲飞的小伙子,作品形式新颖,文笔流畅,立意不凡,屡屡进入他的视线。徐祉瑞没见过这个人,根据稿件上留下的地址,他找到了袁哲飞。

    袁哲飞是城关东门人,离文化馆很近。城东袁氏,自宋景定四年(1263年),邑令袁壬卸任后即在此定居,已历八百余年,家族兴旺,代有才人。袁哲飞幼时,入读城东小学,受校长周世庆启蒙,爱上文艺。初中入读宁海中学,与杨东标同桌,深得语文老师董椒官先生指点,早早显示出文学上的天赋。毕业后,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工作之余,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学形式,投稿给县文化馆。

    回忆起进入县文化馆工作的一幕,袁哲飞很动情。徐祉瑞看人,不光是看其文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让袁哲飞跟他同吃同住,一方面可以随时言传身教,尽快让袁哲飞适应群文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也在考察袁哲飞:堪当重任乎?

    “他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兄长,更是我的恩人。没有徐老当年的栽培,就没有我袁哲飞后来的一切”。袁哲飞说。

    在这之后,袁哲飞如鱼得水。1965年,徐祉瑞送也到深圳文化站任站长,开始独当一面。

    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淡很清很纯,可以用君子之交来形容。某些方面,他们完全是同一类人。比如,都不屑于阿谀逢迎拉关系。“他不去弄这些的,我们之间更多的是谈工作和创作。”

    也许,是那个时代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也许,是文人骨子里的清高使他们都漠视这套所谓的处世哲学;也许,纯粹是个性使然。

    徐祉瑞被邀请参加文化馆的会议。尽管年届八旬,仍会讲几句率真之言。毋庸讳言,当世贪腐之风盛行,徐老是时有耳闻的。对此,他强调说:“用人上的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之源。考察一个干部必须严肃认真全方位。看准了人,才能用好人,用对人。这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宁海话里夹点东阳腔,他改不过来。

他还喜欢举例子。比如,袁哲飞是怎样被他看上的。

他自诩眼光精准。的确,他有他的资本,也有他的事实和理由。

 

并驾齐驱徐东飞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1969年,袁哲飞结婚,时年岁27岁。成家的男人,给人的感觉是稳重和踏实,对尚未成家的朋友而言,更有一份温馨的吸引力。因此,都喜欢往他家跑。

袁哲飞为人厚道重情,对一批批文友热情款待。他那个东门道地的家,几乎成为一众文友们聚会的沙龙。那时不象现在,动辄饭店菜馆一吃了事,而需各人自己动手,烧菜煮羹,很忙碌也很热闹。某人带来条自己钓来的鱼,某人献上自己挖来的笋,某人又送上逮来的螃蟹,于是一桌颇为丰盛的酒席就成了。

不过,更多时候都是青菜萝卜白饭。他们不在乎,依然吃得兴高采烈,只要有酒就行。文人相聚,图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那些让他们甘之如饴的话题,那些让他们彼此愉悦的人物。黄豆佐酒又如何?只要喝酒的人都对,那就够了。

这群人当中,徐祉瑞、杨东标、潘志光都是常客。常客往往不能太算客,常客意味着可以很随便,随便到可以吃袁哲飞家的剩饭残菜,而主人丝毫不以为意,更不会觉得过意不去。他们喝酒,喝那种到现在还颇有名气的东门老酒,直喝到面红耳赤两眼放光,直喝到有人颓乎其间。颓乎其间者,往往有杨东标先生。彼时的他,酒量尝浅,半斤黄酒即可令其不辨东西。据说,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东标先生在这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袁哲飞的酒量已在伯仲之间了。

应该说,他们那时是喝得起酒的,并不象那时的百姓般处于半饥饱状态,因为他们有工资,是“工作同志”。潘志光,那时在县委报道组工作,喜欢写诗;杨东标,剧团编剧工作,才气纵横;袁哲飞,文化馆创作干部;徐祉瑞,领导。贯穿整个70年代,他们在喝酒中谈文论道,在创作中共同探讨,在采访中互帮互学,在各自的领域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的艺术之花,为繁荣我县的文化艺术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因此而得到升华,成为一生的朋友。

有时候,他们会结伴去乡下体验生活,一起采访,一起创作。杨东标和袁哲飞构思写作,徐祉瑞参与讨论修改。这个奇特的三人创作组持续了将近十年,发表了大量反映时代的好作品。作品以“徐东飞”的名字发表,意即三人各取一字,合作完成。除了搞创作,三人还经常一起参加省市的有关会议。据说有次会议点到“徐东飞”的名字时,三人一齐站了起来,搞得主持会议的人莫名其妙,而他们则相视大笑。

这样的文坛佳话,现在已很难听到了。名利于人的诱惑,直接而现实,谁肯将凝集各自心血的作品托付给子虚乌有的“徐东飞”?也许,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英雄主义情结使然;也许,是那个时代的纯真使他们均未沾上名利的俗气;也许,他们明明知道却淡然处之,只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对文学的热爱。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一一去求证。不可否认,那个时代的很多东西,现在都不复存在了。时代在进步,荡涤了污垢,可不能连黄金也一起冲刷掉啊!有些东西已很老,且也很好。

徐东飞,一个时代的印记,注定将被记住。

 

 

 

 

 

伯乐与园丁

 

2011影响中国年度人物、著名律师陈有西在他的《家乡的回忆》中写道:“我写了一篇《雨夜读马列》的长诗,至今能背出的几句是:一宵春雨急,雷声震夜天;竹丛透灯光,是谁夜不眠。寄到宁海文化馆,竟被编辑袁哲飞老师看中,在《宁海文艺》上发表。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这年我十八岁。袁哲飞、杨东标、黄永清等老师经常给我回信鼓励,我还受邀参加了县业余作者创作会议,第一次住进了县府招待所,吃到了小小的刀切馒头,知道城里的人是这样精细吃东西的……”

那一年,是1973年,18岁的陈有西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喜欢读书的他忙中偷闲,吟诗作文。那一年,袁哲飞30岁,任县文化馆创作干部。《雨夜学马列》的发表给陈有西的鼓励,被肯定被赏识给陈有西带来的信心,使他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谁能说陈有西之有今日,与袁哲飞当初的慧眼识才不无关系呢?

一个人命运的改变,很多时候就凭一个善意的鼓励,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困顿无助的时候。

从徐祉瑞到袁哲飞,都秉承了一条群文工作的原则:发现人才,鼓励人才,培养人才。群文工作不单单是自己搞创作,更需要发现和培养一批批爱好文艺的年轻工作者,不断地给他们以指导和鼓励,这才是群众文化工作的精髓,才是真正的工作成绩。

岂单单一个陈有西如此?太多太多的文学爱好者,被袁哲飞的一腔热情感染,一双慧眼发现,被引导进文学的圣殿。时至今日,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做跟文字有关的工作。

童方根,对越作战的功臣,至今头顶上仍有一个被子弹划过的沟槽。他在《解放军文艺》及其它刊物上发表过不少长篇通讯,颇得好评。袁哲飞得悉他退伍后在深圳供销社工作,就想方设法将他调到县文化馆,主编《宁海文艺》。

林吕建,现浙江省社科院党委书记。当时也是经常向文化馆投稿的业余作者,得到过袁哲飞的肯定和指导。后考入大学,留在杭州。

王昌良,现县宣传部副部长,当年的业余作者;

潘家萍,现县宣传部副部长,作家,当年的文学青年;

郑英明,原县统战部副部长,当年的业余作者;

……

 

 

陈有西考上大学前的三个文学老师(70年代照片):"徐东飞"徐祉瑞(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原宁海县文化馆长)杨东标(左,原宁波市文联党组书记,浙江省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袁哲飞(右,原宁海文广局副局长、越剧团长、现县志主编)

 

 

这样的人太多,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袁哲飞的鼓励和影响。他们才气的显露,瞒不过袁哲飞的眼睛。可以说,他们今天的表现证实了袁哲飞当初的判断。

1983年,袁哲飞调到县越剧团,任团长兼党支部书记。他不但要出戏,更要出人。原越剧团团长唐洁妃,国家一级演员,就是他从新昌招聘来的。袁哲飞看出唐洁妃是棵好苗子,毅然送她去省艺校进修。唐洁妃不负所望,勤奋刻苦,终成名角,直至当上越剧团团长。

而胡黎明跟他熟悉得更早些。在县文化馆工作时,他就从众多稿件中发现了胡黎明的写作才能,并邀请他参加了在温泉举行的县文艺创作会议。其时的胡黎明才19岁,腼腆而拘谨,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激动程度可能与当年的陈有西如出一辙。此后,胡黎明迸发出更高的创作激情,写稿更多更勤,质量更高,这让袁哲飞很欣慰。

担任越剧团团长后,袁哲飞想到了还在做农民的胡黎明。剧团需要有才气的专业编剧,可人才稀缺,只有打破常规从农民中寻找。胡黎明的才能素为袁哲飞深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胡黎明招进了越剧团。自此,轰动省内外的三部大戏诞生。他与胡黎明合作,创作出《金色的诱惑》、《二十一世纪的太阳》、《海望》,其中《金色的诱惑》两度赴上海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一个县级的越剧团竟在大上海风头健劲,可见当年的辉煌。

如今,胡黎明继承了袁哲飞的衣钵,成为县越剧团的现任团长。

38年来,袁哲飞记不清发现和培养了多少文艺人才。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本份,不值得夸耀。他有句名言:要做好群众文化工作,就要把自己当成一根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路。

是的,这样的蜡烛很明亮,也很温暖。人间有这样的蜡烛,就不怕黑暗和寒冷。希望永在人间!

 

居然也升官

从1981年担任县文化馆到馆长,到2003年从文广局正局级调研员的岗位上退休,袁哲飞担任了22年领导职务。尽管岗位不同,可都没离开过他钟爱的文化工作。

袁哲飞没想到自己居然也能当官,而且一当这么多年,职务越调越高。他本来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个写写文字的人,他真正喜欢的还是是搞文学创作,而不是当官。

1981年,徐祉瑞推荐袁哲飞担任县文化馆副馆长;1983年,任县越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1989年,升任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1995年,升任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兼县委宣传部部委成员;1998年退居二线,调任县文广局正局级调研员。

一圈转下来,二十多年过去了。袁哲飞的名声,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口碑都很好,这得益于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平实、勤恳、低调、谦和。

他认为,当领导的关健是用人,用人先要识人,眼光和方法两俱到家,才智之士才会乐于所用,自己的工作才能真正做好。从这一点上看,徐祉瑞的领导艺术是被他传承了。

他说,做官的关健还是做人。做官是一时的,做人却是一世的。能当上领导,并不代表水平特别高或能力特别强,更多的原因是你的机遇比别人好,自己始终要清醒,不能忘乎所以,真以为自己比别人都高明。

正因为存有这样的认识,他在任时总是很谦和。无论是同事下属或普通百姓,都认为他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人,人缘特别好。他说,在位时趾高气扬,退下来后才一脸谦和,别人会觉得很虚伪,何必呢?亲和要早,亲和更要真。

与局长们一起开会,大家彼此之间也会开玩笑。他们调侃袁哲飞说:老袁很圆,但不滑。这个评价很公允。很圆说明他没有官架子,很有工作方法;不滑说明他为人诚恳,处事很有原则。

他自己其实并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只要出自本性去为人行事,自能心安理得。他活得很开心,因为他问心无愧。

你也许已很久没有见过他,可说不定有一天,你在宁海的某条大街上碰到这个胖乎乎的老头,向他打招呼,他会极灿烂地笑着,笑得就象一尊弥勒佛。

 

一棵结满多种果实的树

原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钱法成在给《袁哲飞作品集》作的序言上这样写道:“他是文艺创作的多面手,除了写舞台剧本,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曲艺及电影文学剧本。多方面的创作成果,反映出一个精力充沛并特别勤奋的袁哲飞。”

袁哲飞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发表于五十代末期的《宁海报》,其时袁哲飞尚在念初中,在董椒官老师的鼓励下,他试着投稿,没想到过了几天,居然变成了铅字刊登出来,这给了他创作的极大动力。

袁哲飞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作品是《向红管天》。1971年,为纪念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批示七周年,他与县委报道组的潘志光一起深入生活,一起调查研究,写出了反映时代风貌的小说《向红管天》。潘志光看后说,写得很好,并鼓励他向大报投稿。袁哲飞思虑再三,最后寄给了《解放日报》社。不到半个月,《解放日报》以整半版篇幅全文发表该文。袁哲飞喜不自胜,大报大篇幅的发表仿佛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写作的劲头更足,对各类题材的驾驭也显得更有底气了。

其实,早在任深圳文化站站长时,袁哲飞就深入望海岗茶场,与茶农共甘同苦,写出了反映茶农开天辟地开发茶场的歌舞剧《望海岗》,并在全县文艺汇演中一炮而红。影响所至,剧中主角原型俞岳声渐被人知,通过《浙江日报》等报刊的宣传,俞岳声名声大振,被推荐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群英大会。

俞岳声回来后,向袁哲飞详述其事,并讲了一个他“出洋相”的逸闻。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议,本来就已经晕淘淘。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时,他竟然喝醉了酒,被工作人员扶到房间睡觉。第二天醒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围着他看,他还稀里糊涂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代表们告诉他,昨晚他大醉后,周总理来看望大家,见俞岳声睡得正酣,轻声告诉大伙不要吵醒他,并帮他将半床滑落的棉被重新盖上,这才放心离去。

袁哲飞觉得这是个好题材,他的创作灵感被激发了。一番努力后,评弹《总理查铺》诞生。后来,这个评弹陆续到市、省、全国演出,成为当年风靡一时的曲艺。

嗣后,袁哲飞一发而不可收。《高山春梅》、《接官记》、《交通线上》等剧本陆续问世。70、80年代,他与杨东标、胡黎明等合作,写出了弘扬正义、鞭挞丑恶的大型现代剧《金色的诱惑》,反映我县730特大洪灾中感人事迹的现代越剧《望海》,描写少年军校的大型现代作童剧《21世纪的太阳》等。在全国掀起喜剧小品热时,袁哲飞写出了《老实话》、《映山红》、《新乡长下乡》等优秀喜剧小品,其中的《老实话》荣获CCTV首届全国喜剧小品电视大赛暨中国曹禺戏剧奖创作二等奖。

除此之外,袁哲飞还创作了大量的歌词、诗歌、散文,单单已入编《袁哲飞作品集》的就达400多篇,60余万字。著述之丰,用功之勤,形式之多,质量之高,为戏剧、文艺界鲜见。钱法成之评,诚为不谬也。这是一棵结出了多种果实的大树,其中最大的一枝,当为戏剧文学。

谈及创作经验,袁哲飞认为,首先,要有生活基础的积累,不深入生活,不从实践中去体会,不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恨所爱,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闭门造车肯定不行。其次,要有思想。文艺工作者首先是思想者,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作品才有灵魂,人物才会鲜活。最后,天赋也很重要。艺术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的,也不是单凭努力就能成功的,需要一点天赋。他举了很多周边朋友和业余作者的例子,来说明他的创作理念。

这棵树,结着许多各式各样的果实。有的果实,我们可以现在享用;有的果实,我们可以将其传之后世。这些果实,既属于他个人和他的朋友们,也属于宁海群文事业,更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

 

 

 

宁海平调传统戏曲《金莲斩鲛龙》

 

 

踏花归来马蹄香

 

2003年11月,袁哲飞退休。

38年过去,这匹在我县文艺战线上弛骋多年的老马,踏花归来,满载荣誉,马蹄留香。

他的书橱里,各种各样的奖章、奖牌、奖杯、奖证,塞了个满满当当。他将这些称之为“玩艺儿”,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他认为,这些东西也就是留个印记,只能说明过去。这些荣誉,从未成为他的包袱,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资本。他是个喜欢做事的人,心中想的是怎样把事干好,没去考虑干好之后的结果。荣誉无非是干事之后的副产品,是别人给你一个肯定而已。

因此,他认为荣誉这东西,是不能刻意去追求的,只能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何况,毕竟都是身外之物,可不能受它们的累。

退休后的这几年,他好像比退休前还忙碌。别人在颐养天年享清福,他却退而不休讨苦吃。先是关工委,给孩子们讲道理,跑学校进工厂下农村;后是县志办,编纲目征资料跑镇乡。此外,还积极参加政协工作,写提案提建议解民忧。去年还一不小心被评上宁波市离退休干部优秀党员称号。

别人不理解,你这么干是为什么呢?

袁哲飞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人活着就要做点事,只要身体允许,不但要干,还要尽量多干,因为几年之后,可能再也干不动了。退休不是到此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更可以去干一些之前想干而没法干的活。

名、利、权,袁哲飞认为都是过眼去烟,人的最后归宿都一样的,用不着太在意。活着,身体好是第一,能帮助别人和这个社会是第二,能留下一些东西传诸后世是第三。他说的留下一些东西,应该是指他的作品吧。

他还引用孔子的例子来说明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孔子没活到80岁,可孔子的思想和言论被记述下来,流传了2000多年,而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并且超越了民族和国界,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样的人,才没有白活,而且是最长寿的。

不过,我还是要祝福他,这尊可亲可敬还有点可爱的“弥勒佛”,健康、长寿!

 

 

作者:丁易,浙江宁海人,原自由撰稿人,作家,法律工作者。现受聘担任京衡律师集团研究室副主任

 

 

2011年12月15日

 

于杭州映霞苑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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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

陈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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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警察学院兼职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研究生)班结业。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宣传联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法律文书委员会理事。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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