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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俊峰之子:最最最多两年,爸爸也就回来了

2011年09月16日 13:22
来源:南方周末

 

夏健强把信纸叠成心形,画了三个快活的小人,妈妈让他写:爸爸,要坚持,我们永远爱你。 (南方周末记者王轶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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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张晶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睡得少,吃得少,瘦得像柴禾。 (南方周末记者王轶庶/图)

夏健强深信:最最最多两年,爸爸也就回来了。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夏健强的爸爸是卖炸串的,但妈妈从不让他告诉同学们。但后来,他爸夏俊峰卖炸串的事情传遍了全中国。

奶奶总抱怨爸爸不高,1米65的个头,工作不好找,当个保安都不行。但在夏健强心里,老爸是最英俊潇洒的,卖的炸串也是最好吃的,只是偶尔有点凶。

夏健强喜欢爸爸,爸爸手工特别好,会把红色的袜子拆了,编葫芦,编中国结。周末还带他钓鱼、捉蜻蜓。爸爸一根烟就能把鞭炮噼里啪啦点着,妈妈是胆小鬼,鞭炮都不敢放。

夏健强他爸生于1976年,沾了奶奶下乡返城的光,落户“共和国长子”沈阳市。技校毕业后,他进了一家防爆电机厂当车工(而今早已改造成大润发超市),可人生还没上道,就成了浩浩荡荡几千万下岗职工中的一员。

1990年代末,沈阳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下岗,不几年,差距拉开了:混得好的圈地炒房;一般般的有车有房;不如意者如他爸妈,结了婚还住在爷爷奶奶70来平米的回迁房里。

2000年,爸妈有了夏健强。

如果不是2007年,奶奶秀君膝盖骨犯病老往医院跑,爸爸妈妈是绝不肯摆摊当小贩的,他们撂不下这脸。他们宁可轮流去工厂、超市打零工,在劳务市场乌泱乌泱的人群里,萝卜一样被人挑。最终,在一位叔叔送了一辆淘汰的“倒骑驴”自行车、整一个玻璃罩子、上了货以后,炸串摊在家楼下开张了,离夏健强上小学的地方也近,方便接送。摆摊很累,爸爸妈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这工作也危险,最吓人的是蓝制服。一开始爸爸他们弄不清城管、警察、法院什么的,看到穿蓝制服的,便一股脑躲了。往往,哪个摊又被掀了,罚了多少钱,够这帮摆摊的大人唠上大半天的。

城管以外,爸爸妈妈也躲另一种人——儿子的老师。他们怕让老师瞅见了看不起这孩子,怕孩子在班里掉价。这个没落的庸常的工人家庭里,孩子就是一家人生命的光。

夏健强上学放学都有家长接送。爸爸喜欢把儿子举过头,放在肩膀上走回家。夏健强每个周六去少年宫学画画。他的画越来越好看了,总被表扬,还拿过“爽歪歪”之类的许多奖。他画苹果树,红彤彤的苹果让爸爸都想咬上一口。教画画的老师说,你们儿子多有天赋,送他去北京参加全国比赛吧。

一家人去北京?去趟天安门,爬长城,多少得准备一万块。那阵子夏健强发现家里“有钱”了,被窝里、书桌上、衣柜旁,总是散落着妈妈来不及收拾的毛币。按这个速度攒啊攒,不出三年,“就可以送强强上北京参加画展了”。

日子滚轱辘前进。冬天最难捱,凌晨零下十几度的东北天里,网吧门前等生意的爸妈冷得双脚直跳。有时妈妈冻破了脚,38码的脚,得穿41码的鞋。有一次爸爸端着油锅上楼,一个跟头把整锅油当头浇在羽绒服上……

家人眼里,爸爸乐天,最爱搬名人名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为了儿子,我什么都不怕”

2009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9岁的夏健强从少年宫学画回家,发现爸爸、那辆倒骑驴和好吃的炸串们都不见了。

那些天,问奶奶,奶奶唉声叹气。爷爷成天一句话不吭,呆坐在窗户跟前抹眼泪。妈妈是减肥成功了?一天比一天更像纸片人。她却是笑着说,爸爸去新西兰打工啦。

你骗人。小朋友夏健强本能地答,爸爸不会衣服不带招呼不打地走了啊。可他解不开这道谜,直到两个多月以后某天,他在楼下玩,邻居家丁丁跑来告诉他: 你爸上电视了,他拿刀扎人了!夏健强哭着跑回家找妈妈,妈妈抱着他哭成一团。妈妈红着眼圈说,爸爸跟人打架了,就像是小朋友不听话,要受老师惩罚一样。

爸爸被关小黑屋的日子里,家里起了变化。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有不认识的人跟着。只有乒乓桌大的客厅里多出一尊观音像和录音机,每天从早到晚吟哦着, 南无阿弥陀佛。吃饭时奶奶总要摆个空碗。妈妈把爸爸的衣服裹在枕头上,晚上抱着睡觉。卧室也满是菩萨像,妈妈把爸爸的照片放身旁,有时一跪好几个小时。

爱涂鸦的夏健强翻开妈妈的佛经,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笑眯眯的金菩萨,小手大耳朵,脸颊还有红霞飞,妈妈看了很开心,把这画跟那“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对联,一并贴在墙上。

春节了,爸爸还是没有回来。桌上枯燥的四个菜,香肠,一条鱼,炒蒜薹,炒鸡蛋。爷爷奶奶没怎么吃就回房间了。他知道他们是想爸爸了。妈妈陪夏健强下楼放鞭炮,过去她最怕这个。她深呼吸,点燃,跑开。“为了儿子,我什么都不怕,”越来越瘦的妈妈说。

院子很小,挤满了别人的爸爸。夏健强回家,在作文本的格子里写:我好想哭,大哭,可我不敢,怕家里人伤心。

妈妈说,他们都是菩萨

已经有两年多,爸爸没有回来过。妈妈像一台录音机,无数次倒带,向陌生的叔叔阿姨回放那个神秘的日子。妈妈不让夏健强在旁边。他就死蹭着不走,断断续续地听那个他去学画画的星期六,摆摊的爸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听说有城管结婚、要摆酒,天气预报说有雨,早上十点……嗷嗷一嗓子“城管来了”……妈妈端着油锅跑……城管白色带斗的汽车……蓝制服的警察找上门……

妈妈迷迷瞪瞪,大半夜才回来。家楼下,炒冷面的人问她,嫂子咋回事,说城管死了俩,是哥整的?她脑子轰隆隆炸了,回到家,奶奶蹑手蹑脚给她开门,用两根颤抖的手指再次印证了噩耗:两个。那时候夏健强已经睡着了。

出于一个爱看港台剧的妇女的直觉,妈妈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律师。那时她还不懂什么叫“正当防卫”,她以为杀人要偿命,但又隐约觉得不对。律师捎来了看守所里爸爸的话:家里没钱,别请律师了,好好照顾孩子和老人。妈妈又哭了,她给爸爸写了信。夏健强把信纸叠成心形,画了三个快活的小人,妈妈让他写: 爸爸,要坚持,我们永远爱你。

后来隐隐约约又听说什么“开庭”。他问妈妈,是不是开庭了,爸爸就要回来了?

妈妈也常常出门,有时去北京。

张晶努力不让儿子夏健强知道,那段时间她像精神病患者一样,气咻咻地守在本地电视台门口,想找把夏俊峰描述成杀人恶魔的制片人理论。她想去找受害人申凯、张旭东的家人道歉。申家四代单传,拒绝和谈的申母哭着打着,把她撵出家门。她进京上访,跟着拆迁的、砍伐占地的、蚁力神的在北京各大信访部门流窜, 终于折返,两手空空。她信了佛。终日一串佛珠挂手上,反复对自己说,不应有恨。有时儿子很不屑妈妈的信仰,在那儿叨叨,温和的妈妈突然脸就黑了。

2011年5月9日,二审落定,夏俊峰死刑,附带民事赔偿65万元。

上学的夏健强一无所知,他只觉得家里死气沉沉。他变得内向,不爱说话,不想和楼下的小朋友玩,只闷头画画。妈妈的脸色很难看,之后她又去了北京。

很多天以后,妈妈笑着回来了,带回一台三星的笔记本电脑。她说,这是一位律师叔叔送她的,用来和大家联系。夏健强很开心,以前他嚷嚷着要电脑,同学家都有,爸爸妈妈总说,以后买,以后买,“以后”终于来了,他可以用电脑玩游戏了。

妈妈不会用电脑,让楼下的大学生哥哥倒腾了半天,开始往一个叫“微博”的网页敲敲打打,把他从幼儿园到现在的画一幅一幅往网上贴。平日里她有意无意地哼歌: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之后那些天,夏健强听说了许多新名字,大眼叔叔李承鹏,拍《可可西里》的导演陆川,童话大王郑渊洁……妈妈说,他们都是菩萨。他开始翻郑渊洁的童话,对皮皮鲁和鲁西西兄妹印象很深。

通过“微博”,妈妈开始变魔术,总能给夏健强带来惊喜。妈妈问他,想去北京吗?于是暑假他第一次坐飞机去了北京,跟一个光头叔叔爬长城、学太极,还远远望见过郑渊洁本人。又有一天妈妈说,强强你可以办画展了!

夏健强:我啥都知道,我就是不说。

人们尝试着把夏健强的画和他的爸爸联系起来。他们说,夏健强的画里有一种不安全感。

他画动物。顶着王字的老虎拎着奄奄一息的兔子,兔子眼睛还贴了胶布。

他画人。黧黄的底子,两团漆黑的人影。有网友说,这是母与子,孩子挣扎着要投入妈妈的怀抱。

夏健强11岁了,小胖墩一个,长得虎头虎脑。他有点儿反对阐释,倔强地辩解,那明明是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至于小女孩大出一圈,那是因为他中途撒尿去了,捣蛋的同桌拿他的笔往纸上乱捅的。

画展在武汉、上海小规模举办。来的七成是专业人士,乃至人类学、哲学研究者。在上海,出于“扰民”的顾虑,原本要风光大办的画展被限制为内部交流。 小朋友夏健强不懂这个,他的兴趣都放在外滩和电影院上了,他特别喜欢《海洋》里软绵绵的水母。他开始动自己的小心思,他跟妈妈说,这么多和蔼可亲的叔叔, 做我爸爸多好。

从前,妈妈护犊,一直叮嘱夏健强回避着各色媒体,甚至新浪微博上的全家福,也把孩子眼睛打上马赛克,可那阵他好奇,赖在媒体跟前不肯走;这会儿他当了小画家,媒体全冲他来,他又不乐意了,连放学回家在校门口买个章鱼小丸子,也有照相机跟着,他只好翻个白眼:密探又来了。

夏健强更喜欢一个人画画儿,偶尔和同学进行一些原始的物物交换——比如一幅画换一个甜筒冰淇淋,或者一个QQ号。他有点“偏不先生”的劲儿。有时妈妈得跟他讨价还价:当着记者画画,表现良好,奖励玩电脑20分钟;要对着镜头扮大猩猩,丢脸丢大了,得玩30分钟才行。

妈妈总说:强强就是个小孩,啥也不懂。妈妈走了,他对记者辩白:我啥都知道,我就是不说。

那你说,爸爸在哪里?他摇摇头不说话,在作业本上刷刷几笔,画了几道竖栅栏,里边一个愁眉不展的小人儿。

他拿出自己的咧嘴兔子存钱罐,倒出一大堆一分一毛的钢镚,和模样怪异的小器件。他认认真真望着一把食指长的玩具剑——传说是《穿越火线》里的马来剑,说,要它是金的就好了,就可以换钱救爸爸了,听奶奶说,要赔人家六十多万不是?

“最最最多两年, 爸爸也就回来了。”

2011年入秋。风雨坛路和南乐郊路交界,夏俊峰出事的路口,小摊小贩们仍是自在地开枝散叶去,卖羊肉串卖光碟卖袜子的,电脑测字算命的。猫和鼠的追赶在轮回——“城管来了!”

好在历史总在进步,至少,城管再不掀摊子了。

死者申凯和张旭东的家人在等待烈士称号的评定。他们换了电话号码搬了家,离媒体和公众远远的。

夏俊峰的家人在等待死刑复核。夏母秀君不停问儿媳妇,案子怎么样了?但她又怕。她一听到开庭、宣判这样的话就直哆嗦,“没消息也好,至少知道我儿子还活着。”

现在,张晶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睡得少,吃得少,瘦得像柴禾。二十年前,她在老家抚顺四方台村立下志向,“再不搁农村呆了”,打拼了半辈子,她却在满心向往的城市化进程中感到窒息。

9月初,她回了趟老家。晚上她对着满天星空哇哇地哭。

张晶时而乐观,又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下定决心,如果死刑核准,等孩子大点,问起来,就说爸爸在监狱里犯心脏病,没了。她朴素地希望孩子眼里的世界永远是美的、好的,乖乖长大,报效国家。

夏健强不懂什么是死。奶奶说,死了,就是一个人躺着睡觉,不吃饭,再也不来了。他想象,人死了无非就是变僵尸了,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那些垂着脑袋一瘸一拐的小妖怪。

可他不需要管这些,他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天天画画。小朋友夏健强深信:最最最多两年,爸爸也就回来了。那时候,他还要骑着爸爸当大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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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

陈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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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警察学院兼职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研究生)班结业。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宣传联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法律文书委员会理事。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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