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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少杰:政治家与他的生前身后名

 

 

留得生前身后名

政治家如何审视自己的人生历史

现世统治权与历史话语权个案研究

 

单少杰

 


  导 言


  笔者曾在拙文《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中引述过刘少奇的两段话:


  1962年7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读者可能会由此而追问笔者:那么,毛泽东对于历史是持什么态度呢?是不是也像刘少奇那样:或是在做错事时惧怕历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时寄希望于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长时间思考并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拥有的政治经历不尽相同,故而他们所遭遇的历史问题也不尽相同:毛泽东有类似于刘少奇因做错事而“惧怕历史”的问题,但无类似于刘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就中共高层权力角逐最终结果来看,毛泽东无疑是最强者,是最善于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问题,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诚然,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过整,也曾受过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被奚落为一个狭隘经验主义者,即一个没有出过国留过洋而只擅长在山沟沟里打转转的人,一个没有读过许多马恩列斯原著而只熟悉诸如《三国》、《水浒》那类旧书的人。


  然而,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尘的神。


  无庸置疑,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万人歇斯底里的大错事。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就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可问题是,毛泽东本人毕竟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至少就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没有能像刘少奇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自是能够读出中国史书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贬人物,既很在意褒扬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贬斥那些作了大恶的人,使之遗臭万年,故能让那些“乱臣贼子”和“无道天子”感到惧怕。所以,毛泽东很明白,像他这种执掌过大权且又做出过大事故而必上史书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惧怕历史,就似乎在对号入座了,承认自己做了大恶,至少显得自己有做了大恶的嫌疑。


  不过,毛泽东虽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但不等于他不惧怕历史。要识透像毛泽东这种言辞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关键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其行为方式来确证其内心想法。


  当然,这种确证隐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意图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故可以从他做了什么中看出他想了什么。


  依据这一求证理路,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历史效能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述;也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有些惧怕历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前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后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


  上  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充当打手;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邓子恢等人发难。全会计有248篇发言,内容大体一致:一方面高调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指责后者“右倾保守”,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等等。


  在这248篇发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邓子恢自责自贬的发言:痛说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检讨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


  又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月26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


  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


  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1989年整赵紫阳时,又有许多中共高层人士故态复萌,纷纷表示要与现任总书记划清界限,并一致声讨他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硬是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成了一个批斗会,一个鸹噪四起、格调低下的批斗会。


  直到十六年后赵紫阳去世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心怀禁忌,不敢去赵家灵堂吊唁,不敢去八宝山告别,不敢去为他们的这位老同事、老领导送最后一程路,硬是把绝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国共两党高层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简要比较。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当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地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至于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带来一些暖意。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落难将军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老中共党人更讲义气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引者)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引者)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故又再显古士之风。


  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又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著。


  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自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他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便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经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便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叁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超过了史上赵高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这所有参与整人者都替毛泽东分担了相应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通过这一手法而让所有手下人都摊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让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欠上历史的帐,都背上挨整者的债。于是,他便与他们结成了某种责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责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帮凶整人的责任。主使者与帮凶者,共进共退,共荣共辱。


  这就使得他的这些手下人在日后面对历史时,不仅有可能不说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种举措,某种既能为毛泽东开脱历史责任、也能为他们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的举措。


  其一,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参与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活动进行辩护。


  因为,为毛泽东辩护,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同理,为他们自己辩护,也就是在为毛泽东辩护。


  其间,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邓小平为“反右”运动所做的那个著名的辩护: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在这段辩护词中,第一句话为整个运动定性,随后几句话都是为第一句话做论证;最后一句话仅七个字,承认这场运动有扩大化错误,意思是说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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