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指控了两节轻微受贿问题，第一节受贿事实根本不存在，第二节则属于无权钱交易的一般人情往来的礼卡，没有权钱交易，情节显著轻微，至多只构成违纪。

（一）关于林杰一节的受贿只有孤证，事实不能成立。

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吕军伟受贿林杰人民币1.5万元、港币2万元，只有林杰的不确定的孤证，吕从未承认，也没有其他目击、知情的证人证言，更没有任何存取款的客观物证，根本无法定案。

针对第一笔1万元现金，在林杰的笔录中，提到是在200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由于吕军伟在华联超市买东西，遂联系吕军伟到华联超市门口送给吕军伟8条香烟及现金1万元（详见2010年1月20日林杰的讯问笔录第3页）。而审查吕军伟的笔录，提到“我说我刚吃好晚饭，刚准备去散步，他叫我在楼下等他一下”，“我说这样不好的，这个钱拿回去，香烟我留下。我把钱丢给林杰的时候，林杰也没有说什么”（2010年4月27日吕军伟讯问笔录第3页）。显然，不仅仅吕军伟从未承认收到过这1万元钱，甚至连当时送钱的地点都存在相互矛盾，而检察院仅单凭林杰一个人的供述，显然无法认定吕军伟受贿1万元的事实。

针对检察院认定的其余两次分别受贿1万元港币及5000元人民币的事实更是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在整个案卷材料中，只有林杰的一份询问笔录提及上述2万元港币及5000元人民币，检察院就认定受贿的情节成立，实属荒唐。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更没有吕军伟的承认，简单定罪，更加彰显了检察院在办理本案过程中一直推行的有罪推定原则，而不重视证据的错误思想观念。

因此，林杰行贿一节，根据孤证无效、疑罪从无、有利于被告原则，应认定不能定案，应当排除。

（二）胡关妙送购物卡事实存在，但只有几千元，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

《起诉书》指控胡关妙赠送给吕军伟十张杭州大厦的购物卡，吕军伟转送给某某市公安局长某同行。价值有一万元。

对于这一情节，我们根据事实和证据分析如下。

第一，卡的金额总数事实不清，只能从低认定几千元。

吕军伟交代收过胡的卡，里面大概几千元。但吕从未去查询，春节直接转送给了某市公安局长某同行，给他孩子买点礼品，不知道里面多少钱。除此，只有后续的某同行等的后续环节的证言和鉴定，而这些证据链是断裂的，无法认定这十张卡就是吕转送的卡，无法证明有一万元。

我们分析一下某同行和他所在的局纪委证言的矛盾性。

1、         某证人的交纪委的情节存在疑问。不合情理。

某证人同吕是十多年的朋友，都是基层第一线的公安局长，平时一直有礼尚往来。吕自述，他们从1997年开始就有互相拜年，过年时都送过红包。对于这样的交情，最多是不要卡当场退回，已经很凶了，绝不会将这样的好朋友的卡去交给纪委。更不可能当天就交给公安局纪委。这只有同没有交情的托情办事当事人的礼品才会这样处理。因此这不可信。另外，某证人说的两件请托的事，都不是他的公安局管辖范围，吕军伟作为一个公安副局长，为什么会找无关权力的人去送礼托情？因此这一说法同样不可信。

2、         上交礼品卡记录单同某证人的证言互相矛盾。

按某证人局长今年4月8日的证言，他是2009年9月29日收到吕送的卡，当天就交给了本局纪委副书记。但是，某证人的证言中说：“后来我发现包里除了化妆品还有一些虫草补品。国庆节我回到金华后，我就跟我老婆讲这是吕军伟拿来的，我要求我老婆拿比这化妆品补品更贵的东西还给他。”“我老婆买了四条中华烟、燕窝和两瓶五粮液亲自交到吕军伟手里，我爱人说吕军伟当时脸上还显得很不高兴。可见：1、他是把吕送的东西拿回家的。2：时间是国庆节。3、事后进行了同礼价值退还。但是他又说当天9月29日把10张卡交给了本局纪委。因此，第一，同一批礼品，既然要准备退回，就不可能一部分带回家而一部分交纪委；第二，既然是要比原礼品价值更贵的退回，那么不是同化妆品虫草等值退回，应该把一万现金这些卡的价值也附加上去退回；不可能只退小头而不退大头，或者把大头交纪委小头去退回，这除非是要故意搞人留个罪证才会这样做；第三，既然国庆节把礼品都带回金华，不可能在当天9月29日就已经将卡上交纪委。因此，这个证言矛盾点太明显，基本不可信。

3、         记录单没有编号，真实性原始性值得怀疑。

按照浙江省公安厅规定的上交礼品登记单，每一笔必须有编号。但这份提取自该局纪委的《礼品、财物上交单》（存根联）上没有编号，可以随时补填。无法证明是2009年9月上交。而且上交回执是空白，无法证明是某证人上交。没有回执，等于没有上交证据，交了白交，这违反纪检上交的规则。

4、         礼品卡跨年度张冠李戴无法形成证据链。

按照纪委办事规则，上交礼品必须每年结清上交。但是，这十张被认为是2009年9月29日上交的卡，没有体现在2009年度的公安局的上交礼物汇总单上。直到2010年7月21日检察院去调取，一直放在纪委处。这无法证明就是2009年9月吕军伟送的卡。因为登记无编号，年底无汇总，价值无登记，根本不具备排他性的可能。这些调取的卡，无法证明就是吕军伟送的卡，因为吕军伟一直说几张卡几千元，从来没有说过有一万元。由于提取对象不具备排他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因此送杭州大厦的鉴定也就失去证据链基础，无法作为价值依据。

同样，关于胡关妙的送一万元杭州大厦卡给吕的证言，也无法证明。因为，胡被纪委关押过。他的口供交代是在2009年12月17日；吕军伟的口供是2010年3月23日；检察院找某证人谈话笔录是4月8日；调取购物卡是7月21日；鉴定是8月2日。这个卡的事情是纪委时就知道的。但是并没有作为一件事情去查，所以拖了近8个月。但是胡关妙的说法同吕军伟的说法一直就对不起来，吕军伟一直认定是只有几千元；胡关妙吃饭时送的也只是说几千元；他转送给某证人时也只是说给小孩买衣服的几千元卡。吕的口供稳定，从来没有变化。无法就以胡的一人口供来定量。

因此，关于一万元卡的证据链断裂，特别是纪委提供鉴定的卡是隔年的，没有礼品单编号的。不能作为认定就是吕军伟的卡的证据。吕军伟收受吴关妙一万元卡的基本事实不能以定，只能按疑罪从轻、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认定几千元。

（三）从受贿构成要件看，不符合犯罪构成

吕军伟没有利用权力为胡关妙办过什么事，没有权力交易。所谓帮助开脱赌博行为，并没有任何事实发生，也没有承诺帮助。胡关妙赌博案，“由于涉案人员没有全部到案。局里有个规定，由徐峰局长、我、其他办案人员集体讨论决定，还没有处理”（详见2010年3月19日询问笔录第3页）。吕军伟没有利用其职权帮助过胡关妙。只是觉得是一般的礼尚往来。吕军伟还两次去公司找胡关妙退还购物卡，由于没有找到所以没有退还。后来转送某同行，也没有太当回事。吕说碰到时用钱还他。

（四）从主观认识看，双方都没有将之当成行贿受贿。从吕之后转送他人看，也没有把这几张卡视为一种行贿受贿，只是作为一种普通人情往来，没有查询就转送了，根本没有当回事。这在当前社会现实中已经很普遍，不单是公务员，企业和一般市民这样的行为也常见。如果按这样追究，已经没有安全的官员。

因此，对于胡关妙的这一情节，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证据链断裂，无法确定。只能从低认证几千元礼品，属于纪律作风问题。情节轻微，可以按违纪处理，而不能按犯罪情节处理。

受贿罪，是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权钱交易是受贿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务，不构成受贿罪。

这两节“受贿”，是检察机关侦查“徇私枉法”罪的副产品，是查徇私枉法无法成立后，再“挖”其他罪名、而“查”了八个月的“成果”。但是同样无法确定被告有罪。如果这样的情节也要去追究，而判掉一个基层的公安负责人，是确有点过分的。针对吕军伟近十个月的侦查，事实证明了吕是一个经得起查、比较廉洁的公安一线负责人。某种程度上反而为吕军伟洗清了罪名，还了其清白。

审判长、审判员：

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却经过了长达八个月的羁押，移了三个看守所，神秘地作为一个“永康涉黑包庇大案”来办，是很发人深思的。如果这样的公安局基层领导要被追究刑责，这样的事实也构成“徇私枉法”，那今后第一线的公安干警将深陷恐惧，无法办案。这样追究的社会效果是很差的，也是无法服众的。本案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不管是徇私枉法罪还是受贿罪，都是经不起法律的推敲的，不仅证据上严重不足，根本没有系统完整的证据链，甚至连最基本的犯罪嫌疑人的自认都没有。试问，在这样的一个证据体系之下，如何定罪，如何使犯罪嫌疑人信服，又如何让广大基层一线公安干警信服？

本案虽然不大，但却有极大的影响力，作为一名基层公安局副局长，如果可以这样随意被判刑，一旦公开之后，又将成为社会讨论的一个热点。我们不管这个案件的原因和背景，我们只针对案情事实，对事不对人，也没有办法去考虑其他的复杂因素。我们只期望法院能够客观独立地作出分析，对历史负责，对社会公信力负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作出公正的判决，判决吕军伟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院慎重审查采纳。

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

陈有西 律师

邬晓东 律师

2010年9月1日